加速扩张的职业本科：一场关乎身份、资源与出路的博弈

分叉的来路

2026年6月26日，涂凯正式离校。

五年前，他拿着一纸专科录取通知书来此报道；如今离开，已是一名本科毕业生。授予他学位的，是一所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

对许多人来说，“职业本科”的概念略显陌生。它既是“本科”，又冠有“职业”二字。这一双重标签，常引发身份认知的困惑。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在本科层次的教育体系中，分立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前者以学科研究为导向，后者则以职业技能为导向。

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大多数本科毕业生会进入产业界，本科教育除了培养学术型人才，也需要培养面向产业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本科的设立，使职业教育体系由中职、高职向本科层次纵向贯通，能更好地适配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2019年，全国首批15所职业本科院校获批设立。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涂凯从专科到职业本科的五年，恰好处在这一扩张进程中。

涂凯来自西南地区。他参加高考的2021年，正值当地“3+1+2”新高考改革首年。他480多分的成绩，超过当年历史类本科批控制线20余分。

在旧的文理分科体系中，这一分数仍有机会进入省内公办本科院校。然而在新规下，选择“历政地”组合的他在志愿填报阶段格外被动：不少热门专业组要求必选物理，文科组合被直接排除在外；不设选科限制的专业组面向所有组合开放，竞争更为激烈。最终，他的公办本科志愿全部落空，只能进入专科补录。

多方比较后，他选择了本地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大学。该校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试点院校之一，截至2021年已完成两届本科层次招生。在涂凯的理解中，能开设本科专业，教学条件、师资配置和办学设施应当优于“纯专科院校”。“既然没被本科录取，至少去一所有本科的学校。”

2024年，涂凯通过专升本考试。专科就读电子商务的他，希望通过升本转向偏理工方向。在权衡了分数、专业、区位和学费等因素后，他选择了本校的职业本科专业，学习现代物流管理。

与通过专升本进入职业本科的涂凯不同，白璐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就将职业本科作为目标。

白璐是2025届广东考生。2022年高一下学期选科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4年拟在粤招生普通高校本专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3+1+2模式）》，考生可通过线上系统查询不同选科组合对应的专业覆盖范围。

当时，她所在高中张贴的统计数据显示，“物生政”组合可报考的专业覆盖率约为80%，“物化”组合约为99%。两者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在化学非优势科目的白璐看来，尚可接受。她最终选择了“物生政”。

然而，一年后情况生变。随着越来越多高校工科专业将化学列为必选科目，“物生政”可报的专业范围明显收缩。班主任更新后的测算显示，该组合的专业覆盖率已降至约50%。白璐“有点崩”。她一度考虑转科，但彼时已进入高二下学期，自行补齐课程进度的难度太大，只能作罢。

高考结束，白璐的成绩与特控线持平。留给“物生政”考生的选择空间较预期更为有限。对于未满足“物化绑定”选科要求的考生，职业本科成为少数仍开放热门理工类专业的本科路径之一。

“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若专业要求物理为必选科目，高校可在‘物理+化学’或‘物理+其他科目’中自主确定选考组合。”北京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夏新生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多数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会倾向采用更宽口径的选考要求，通过减少选科限制、优化专业组合等方式，增强招生吸引力，以应对与传统本科院校的生源竞争。

填报志愿时，白璐将两所广东省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软件工程技术专业排在前列。从录取情况来看，作出类似选择的考生并不少。在当年本科招生计划扩张的背景下，相关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仍在走高。最终，白璐以数分之差未能如愿，被调剂至一所普通二本院校的会计学专业。

被放弃的老牌一本

事实上，除极少数高分段群体，绝大多数考生的填报空间都较为有限。即便“物化绑定”，可选范围更广，但实际填报仍是以分数利用最大化为原则，在有限的选项中做权衡。填报志愿并不是在选学校，而是押注一组要素组合。

李星跟白璐同届，在深圳参加高考。李星的分数超出物理类特控线45分，选科为“通杀全场”的“物化生”。

高考完，李星就打定主意不再“继续卷升学”。她计划着本科阶段选一个感兴趣、好就业的专业，毕业就工作。她的父亲从事电源适配器设计。受其影响，李星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产生兴趣，也形成了对硬件行业的初步判断：“这一行更看重经验，经验是靠工作一点点积累的，工程师往往越做越值钱。”

对未来有了相对清晰的规划后，志愿填报也不再纠结。以她所处的分数段，较为传统的选择是进入本省的老牌一本。但若这样填报，要么只能录到“末尾专业”，要么专业过得去，却可能被分配至较为偏远的校区。对于希望尽早就业、注重就读体验的李星，深圳的另一所院校显然更为契合。

李星对这所知名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早有耳闻，后者由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升格而来。高考成绩公布后，她所在的高中邀请了志愿填报专家为考生们讲解院校与专业，按不同分数段梳理报考思路。

如今，李星对那些老牌本科院校的介绍早已印象模糊，反而清楚记得，在提到这所全国知名职业本科院校时，讲解者特别强调其“势头旺、经费足”，指出“经费规模甚至超过了一些211（高校）”。

根据公开资料，这所学校以产教融合以及与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为重要办学特色，办学投入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支持，并获得“双高计划”等国家级专项支持。相关投入重点用于实训设备更新、实验平台建设、师资结构优化及校企共建课程等方面，以强化与产业链前沿的衔接能力。

李星的另一重考虑在于，这类学校内部的资源分配通常会向新设立的职业本科专业倾斜。相比普通本科院校的“边缘专业”，围绕地方战略产业需求设置的职业本科专业能获得更多培养资源，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父母最初建议李星优先报考老牌一本院校，但在了解到她的明确意向后，转而表示支持。她将这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列为第一志愿，将一所校区相对偏远的老牌一本院校作为第二志愿，最终被第一志愿录取。

一位相熟的同学与李星同分，如今在佛山大学就读，“他也考虑过我们学校，但家人觉得，名气再盛的职业技术大学，本质上也还是个‘大专’。”据李星了解，在她所在的高中，同届同分段考生大多进入老牌一本院校，她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不过，跳出李星的社交圈，从这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来看，她的选择并不孤单。2025年，该校在物理类同比扩招104.5%的背景下，最高录取分达617分，超特控线83分，超本科线181分，平均分超特控线32分。

类似的招录现象也出现在北方。作为北京首所市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于2025年首次开展职业本科招生，京内物理组最高录取分达到549分，超过本科线119分、特控线30分。

这意味着，尽管报考职业本科的高分考生仍是少数，但部分头部职业本科院校的热门专业，已开始分流部分原本处于传统“一本”院校录取区间的生源。

暑假过后，李星即将步入大二。她对当初的选择十分满意。最直接的感受来自住宿与生活条件：校区离家仅半小时车程，作为一所处于扩张阶段的院校，各项基础设施仍在持续更新。

此外，还有“实操拉满”的培养方式。在李星的授课教师中，博士学历的教师占比较高，不少教师曾在中兴、华为等企业工作，具备工程实践经验。在大一阶段，学生即被鼓励参与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各类竞赛项目。

这类竞赛除报名、差旅等费用外，还涉及元器件采购、电路调试、PCB（印制电路板）打样，以及实验室使用和集训资源投入。李星从参与相关竞赛的同学处了解到，相关费用大多可申请由学校的竞赛专项经费支持。

参差

“能进这样的学校当然很好，但目前看还是少数。”涂凯谈及母校时的失落，与李星的满足形成对照。

这种差异，部分源于两人所在院校的办学资源。涂凯所在的民办院校虽是国家首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改革试点单位，但在经费投入和基本办学条件等方面，与东部一线城市的头部公办院校有明显差距。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发展走的是“先民后公”的路线。2019年首批成立的15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均为民办性质。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院长陆敏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称，民办院校办学机制灵活、自主权限更高，在经费调配、专业调整、校企合作创新等方面体制约束少、试错空间大，能为职业本科的办学模式积累前期经验。

随着试点的推进，这一结构逐渐调整。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先哲等人的研究指出，早期试点以民办高职为主，且缺乏高水平公办高职的示范引领，使社会公众对职业本科的办学质量长期持观望态度。同时，多数试点院校受制于办学基础较弱、办学周期较短，在发展过程中既面临“试点身份”的不确定性，也与国家对职业本科提出的高质量、高标准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2021年起，新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公办性显著增强。2023年后，公办高职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逐渐成为主要路径，整体结构开始显现“公强民弱”的特点。

在夏新生看来，职业教育整体以理工科为主，属于“重资产”办学模式，不仅需要配备成体系的实验实训场所和教学科研设备，还需持续进行更新与维护，对办学投入提出较高要求。相比之下，民办高校由于经费来源结构不同，在持续投入能力和资源积累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民办职业本科院校会优先保障就业导向更明确、与地方重点产业集群关联更紧密的专业建设。据涂凯介绍，他就读的物流管理专业隶属“相对边缘”的经管学院，学校大部分资源都砸向了机械、电气、电子信息工程及车辆等专业。

涂凯所在的物流管理专业，每学年学费和书本费共计16000元。尽管费用不菲，但专业配备的具有对口学科背景的授课教师并不多，多数来自相近专业或其他学科领域。“有的头衔虽是副教授，但上课基本照着教材念；稍好一些的，虽也是照本宣科，课后还是会分享一些课外资料，给有需要的同学一些方向；也有口碑不错的老师，但学校留不住，后来还是去了企业。”

有些课程，涂凯专科阶段就学过。比如营销课程，专科时老师会带着学生做创业项目，本地合作企业也会参与教学。相较之下，职本阶段的课程显得“内容老套”。

唯一让涂凯称道的是一位“为了评估高薪挖来”的外校教授，“很有水平，对我们很负责，论文和毕设都手把手教。”这位教授的相关信息并未出现在学院公开的师资列表中。为弥补应用型专业师资的不足，部分职业本科院校会通过“柔性引进”的方式聘请高校或行业退休专家参与教学、科研和毕业设计指导。这类教师通常不纳入学校的编制体系。

涂凯也参与过学科竞赛。以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为例，这类比赛通常围绕真实的企业案例展开，要求团队综合运用物流规划、仓储管理、供应链优化等知识提出解决方案。比如，在仓储优化项目中，学生需建立数学模型测算仓库布局、库存周转和运输路径。

这些正是涂凯希望在职业本科阶段进一步提升的高层次应用能力，但现实是，“老师没教过，也没人带着做。”

担任过赛事评委的老师告诉他，有些职业院校为提升竞赛成绩，会提供专项经费，甚至将部分环节外包给校外团队，以提高获奖率。涂凯对此不抱希望——“学校连物流仿真软件、ERP系统等教学软件都未配备，更别提会为竞赛投入经费。”

对职业本科培养至关重要的产教融合呢？参与学院公众号运营期间，涂凯经手过大量相关的宣传内容。作为学生，他能明显感受到宣传呈现与实际落地的差距：“不少内容单纯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对外展示。”

临近毕业，涂凯还未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5月，在老师推荐下，他和几名同学进入一家AI漫剧公司实习，月薪300元。按照最初约定，项目通过后，他们有望至少留任至2027年。然而，经过一个月的高强度加班，项目交付后，包括涂凯在内的8名实习生全部被裁，理由是“项目质量不达标”。

6月，老师又推荐他进入一家教培机构，辅导初中生地理，兼顾招生。工作日从下午两点到晚上9点，日薪80元，周末150元。涂凯的目标是“至少坚持一个月”，因为满月即可开具盖章的实习证明，日后找工作有用。

毕业前，他在学校完成了最后一项考试——英语六级。“日后想进外企，至少要达到四级550分、六级500分。”考试机会来之不易。截至毕业，寝室里只有涂凯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学校仅有两栋楼可用于大型考试，两万余名学生需争夺约2700个考位。他的室友在报名系统上“抢位”多年，直至离校也没能获得考试资格。

“内热外冷”？

据《中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报告（2025）》统计，截至2025年3月，在所有22所公布了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中，毕业生的平均就业落实率为86.5%。

如果职业本科的办学定位是“以就业为导向”，那么在这一整体数据的背后，不同院校、专业和学生所感受到的就业“水温”可能并不一致。

夏新生对本校职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较为乐观。2026年，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在2025年首设的6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又新增了8个职业本科专业。目前，该校的14个职业本科专业中有13个为工科类专业，聚焦智能制造、航空航天、高端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国家和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学校方面预计，未来几年每年新增职业本科专业的数量将维持在8个以上。

据夏新生介绍，学校会调研区域企业的需求，会跟开发区政府及相关机构开展论证，最终在既有专业的基础上确定建设方向。

以2026年新设立的集成电路专业为例，该专业的设立就源于相关决策方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预判——“一旦‘卡脖子’环节实现突破，该领域将逐步进入类似汽车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阶段，并形成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持续需求。”

不过，无论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还是常被作为典型案例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等头部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它们大多在2023年后获批升格，仍处于本科培养周期之中，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毕业生样本。目前进入就业市场的，主要是较早完成升格院校的前几届毕业生。

2026年6月，刘乐从南京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毕业，成为该专业首届职业本科毕业生。尽管最终入职了一家银行，但她的求职过程并不轻松。约15%的面试转化率，意味着大量投递未能进入后续环节。

在她看来，除了当前的就业环境客观使然，职业本科的身份可能也增加了简历筛选阶段的不确定性。这一判断来自面试反馈。“有些小企业或私企的HR看到学校名里有‘职业’两个字，会默认我是专科生。”

此外，在当前职业本科发展仍不均衡的背景下，学制延长与培养标准提升的制度设计，能否转化为人才层次的实际提升，并在企业的用人体系中形成适配的岗位分层和薪酬定价，仍有待摸索。

在2025年举办的首届“职本前沿论坛”上，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校长于立国提到了“内热外冷”的现象：“职业本科在我们业内炒得火热，但是央企能不能马上把它当作一个类型来看待，开一个招聘政策的通道，现在看来还有非常大的难度。”他表示，此前该校专科毕业生进入三大央企的比例接近50%，但要将这一比例在2025年首届职业本科毕业生中保持下来，“会非常不容易。”

在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赵志群看来，“内热外冷”源于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

6月，赵志群在西部某省一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调研时了解到，部分长期对口的招聘企业在用人上仍倾向专科毕业生，甚至出现了起薪“倒挂”的现象——企业给同校职业本科毕业生开出的月薪反而比专科毕业生低2000元。

“很多制造企业需要的是能‘战斗在生产和服务一线、直接创造价值的人’。这些企业来学校，是为了招收专科层次的学生。这类学生上手快，对薪酬待遇的预期较低。现在学校要推荐本科层次的学生，问题是这类企业并不需要那么多坐办公室的人。不少制造企业位于乡镇或村镇，本科毕业生去了待不住，流失率很高。”赵志群介绍说。

进一步来看，如果职业本科的培养目标在于提升学生解决复杂问题和完成复杂技术操作的能力，那么毕业生能否真正进入更高层次企业的用人体系，便成为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跨越的一道关键门槛。

当前，政府层面多通过税收优惠、费用抵扣、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但若人才培养难以有效回应企业的真实需求，校企合作容易停留在形式层面，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和就业吸纳的动力也会随之减弱。

在赵志群看来，这道门槛之所以难以跨越，还在于当其就业出口从传统技能岗位向薪酬待遇更优的高端制造岗位延伸时，毕业生所面对的竞争环境也会随之改变。他们的比较对象不再只是专科毕业生，而且还有普通本科院校乃至更高层次高校的毕业生。

这种磨合不只发生在学校与企业之间。

6月底，《南方人物周刊》实地探访部分职业技术大学的招生宣传会时发现，不少考生及家长在咨询过程中，对职业本科的期待是：既希望其延续专科的就业导向，“包实习”、“高就业”，又期待其具备本科层次的成长空间和职业想象，“能科研”、“薪资高”；进有“大厂上升通道”，退有“国企铁饭碗”，不受“35岁危机”困扰。对招生老师的“三不承诺（不进工厂、不修设备、不去工地）”颇为受用。

赵志群认为“‘三不承诺’的导向有问题，既不现实，也不诚实”。一些头部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经费充沛，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表现亮眼，其毕业生未来就业或具备一定优势；但一些办学条件和发展基础相对有限的院校，在招生过程中为吸引生源，特别是高分段生源，可能存在抬高就业预期的倾向。

区别对待？

教育部预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1270万人，再创新高。在就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继续深造与体制内就业，成为不少毕业生的分流选择。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人数达343万；同期国考的报名人数达371.8万，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报名规模连续三年增长，并首次超过考研报名人数。

在庞大的考研和考公群体中，也包括涂凯这样的职业本科毕业生。7月，在未找到心仪工作的情况下，涂凯开启了考研“二战”，计划转向更具就业优势的工学方向，并进一步提升学历层次。在部分就业压力较大的文科专业，这两条路径成为不少学生的选择。一名学习应用英语的职业本科毕业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在她所在的班级，“大部分人都在家全职备考，要么就是找份清闲的工作备考。”

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本科学生在考研、考公过程中是否处于“先天劣势”，成为不少考生及家长极为关注的话题——他们担心“不必要的麻烦”，担心“还没出发，一条出路就被堵死了”。

尽管毕业去向落实的统计涵盖升学（含考研）、考公及就业等多个方向，但受培养定位影响，不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对考研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不鼓励也不反对”，有的不仅会跟进考研情况，还会举办上岸学生经验分享会。

冯星是江苏一所职业技术大学2025届毕业生，专业为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如今在江苏省一所“211”高校读硕士。在他看来，职本学生要考研，任课老师能否理解和通融十分关键。“有些班级考研前一个月，甚至最后一周还有实训课，也不让请假，这怎么考？好在我们班的课程安排相对合理，冲刺阶段还能留出时间专心复习。”

冯星需要这些时间。“职业本科的培养体系里，实践模块占比会更大一些。像高等数学、线性代数这类基础课程虽然也会开，但和普通本科相比，教材、教学深度这些方面还是有差别。要考研的话，肯定得靠自己再系统学一遍。”

至于复试会不会遭遇“院校报考门槛”等隐性歧视？冯星并未感受到。在他看来，硕士阶段的同学本科背景、专业经历各不相同，进入新的研究方向后都需要补充基础知识，录取结果更多取决于初试成绩和复试表现。“所谓‘歧视’，也不乏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在‘甩锅’。”

如果说考研的体感存在一定差异，那么在考公领域，一个被广泛提及的问题是，职业本科专业的代码和名称，可能与现行以普通本科为基础的招考专业目录体系不完全匹配，从而影响了资格审核结果。

陈北川是山东省首届职业本科学生。2022年进入大三后，他开始筹备考公。同年10月，山东省省考公告发布后，陈北川发现自己的专业名称“会计”与岗位专业要求“会计学”相差一个字。

公务员招录资格审查由招录机关负责执行。为争取报考资格，他拨通了相关省直单位的电话，说明自己所学的“会计”专业为本省首届职业本科招生专业，虽非“会计学”，但二者在课程体系上高度一致。他还援引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21年相关文件的表述——普通本科与职业本科“在证书效用方面，两者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工作人员是第一次听说“职业本科”，表示会登记并上报研究。次日，陈北川即收到反馈，确认其可正常报考，只需在报考备注栏中做好情况说明。工作人员还提示，如进入面试，资格复审时还需提交课程目录、成绩单等材料。在获得省直单位反馈后，陈北川又向报考岗位所属地区的区委组织部咨询，也得到类似答复。

此后三年，陈北川累计参考11次。每次报考，他都会在备注栏写明情况。由于报考单位集中在同一地区，资格审核大都顺利通过。其间，他7次进入面试，3次“上岸”。2026年3月，陈北川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进入家附近某乡镇财政所从事财会工作。

据陈北川近三年的报考观察，职业本科在山东部分地区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体系的适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在事业单位招录中，职业本科已逐步被纳入专业代码体系；公务员招录也有不少岗位的专业要求明确了‘及相近专业’。”

然而，从更大范围来看，各地在资格审核和专业认定口径上仍存差异。

2025年10月，一名自称“来自西安市的职业本科学生”在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咨询平台留言反映，部分地区或岗位在资格审核中对“职业本科”学历未予明确认定，导致学生在报名环节遇到困难，还会出现同一地区、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学生报考通过与否不一致的情况。“许多同学复习一两年的努力就因为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白费。”

这位同学在来信中恳请相关部门：明确职业本科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中的学历认定口径：在本市公务员考试专业目录中增加职业本科相应专业代码；加强对下属区县的政策统一和宣传，避免报考环节中的歧视或模糊解释。

陈北川也有过报名外地岗位被拒的经历，深知努力争取能否奏效，最终取决于各地招录政策和审核执行中的认定空间。因此，每当遇到来咨询的学弟学妹，陈北川都会建议对方提前关注意向单位发布的招录公告和拟录用公示情况。“如果公示名单中出现过职业本科毕业生，说明已有通路；如果没有，也要有所预期，必要时果断调整。”

如何尽量减少政策衔接给学生造成的时间和机会成本，需要各方共同参与。

部分头部院校也在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夏新生介绍，自2025年升格为职业本科以来，学校在持续关注现行政策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上位法之间不适配的情况，并通过教育主管部门、市委等多渠道反馈建议，推动政策前置完善，尽量避免相关问题在学生毕业阶段集中显现。

纠偏

“校领导每次开大会都会强调，学校目前正处在升本的关键时刻。”苏曼在某中部省会城市的一所高职院校任教。当前，学校不少工作都是围绕“升本”展开。

陆敏所在的院校同样将职业本科创建作为战略工程。在她看来，高职院校推动升本，背后是长期面临的办学同质化、层次提升空间有限、人才培养与产业高端需求衔接不足等发展瓶颈。职业本科的探索，恰恰为破解既有困境、突破发展天花板提供了制度出口。

不过在苏曼看来，校领导的“升本”焦虑，也来自竞争格局变化带来的现实压力。

苏曼任职的这所高职院校行业属性强，对口国企的就业率一直不错。据她介绍，国企招聘时通常会按学历层次配置岗位，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对应不同的比例。如果同行业其他头部职业本科院校率先完成升格，而本校未能跟进，未来在企业招聘中的竞争优势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原有面向大专层次的招聘规模是否能够延续，也存在变数。

此外，随着优质生源向本科层次院校流动，高职院校可能面临招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资源获取能力和长期发展空间的问题。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围绕生源的竞争压力在进一步放大。

“大家都在被推着走。”苏曼觉得，这有点像院校版的“鸡娃”：“别人都在鸡，你要不鸡，可能就被淘汰。”

教育部2021年印发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需满足师生比、“双师型”教师比例、实践教学课时占比、实验实训项目开出率等要求，并具备与专业建设相匹配的合作企业、经费、校舍、仪器设备和实习实训场所等办学条件。

苏曼从同事那里得知，学校目前就卡在“生均用地面积”这一关。“其他指标都到位了，就是地的问题，领导还在想办法。”要提升这一指标，要么购地扩建，要么合并扩容。购地不是简单的资金问题，还涉及地方规划和土地指标。

据苏曼了解，在同省一些缺乏本科层次高校的地市，部分职业本科的筹建项目会被赋予补齐高等教育结构的意义，获得地方在土地、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一些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学校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相对偏远的区域购地扩建，并面临招生吸引力、师资稳定和资源集聚等方面的后续压力。

在基层调研时，赵志群就曾听闻“举债求升本”的案例。他认为，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多数学校并不具备持续扩张的条件，更现实的路径应是通过结构调整实现质量提升。“单纯依靠自身贷款、自行偿还，无异于找死。或许有的公办院校一开始就打着地方兜底的算盘。但无论如何，都会带来更多的烂尾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部分一线教师会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这样的升本，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校长——本来是个副厅级，升了本就成了正厅级了。”

一些一线教师对“升本”颇有微词，背后也在于，如果学校无法通过增加土地、扩充师资等方式改善办学指标，就可能转而通过缩减招生规模等方式调整指标结构，以满足生均用地、生师比等本科办学要求。一旦学校同时推进购地、建设新校区、扩充师资队伍，又压缩招生规模，在财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降薪。

与此同时，部分指标也可能在实际执行中流于形式。据赵志群了解，在产教融合的考核中，部分校企合作仅停留在协议签署和材料盖章层面；升本评估要求“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15%”，但部分学校新引进的博士专业不对口，难以真正承担教学任务。

根据《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2021），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应形成“以中等职业学校为基础、高职专科为主体、职业本科为牵引”的发展格局。当前，高职专科仍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然而，《中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报告（2025）》指出，部分公办高职院校加速升格职业本科的进程，正对优质专科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和质量提升形成一定的干扰。

该报告认为，在升格政策开放的背景下，未升格的职业专科院校，尤其是顶尖院校，会为了升格全力以赴。一旦进入自我营造的升格氛围中，这些学校很难再专注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甚至本末倒置：办好专科职业教育不再是学校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异化为达到学校升格目标的手段。

另一方面，已升格学校大多走向“扩本缩专”，即在不断增加本科专业招生的同时压缩专科专业招生，部分学校甚至已停止专科招生，教师不得不同时承担专科和本科的教学任务。在资源受到约束的条件下，这些被视为办学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做法，实则稀释了原有的优质职业专科教育资源。

“中国是学历社会，一个看似简单的逻辑是：中职质量不高，就让你上大专；大专质量不高，就发展本科；本科质量不高，将来就开设硕士点、博士点。社会确实需要高素质人才，但高素质是否一定对应高学历？相比沉迷层次攀升，难道不应该先在既有层次内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吗？”赵志群认为，盲目追求升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是职业教育界近年来持续呼吁“升本不忘本（注：职业教育的“本”）”的原因。

在陆敏看来，职业教育体系并非要求所有专科院校都向职业本科升级，但随着各类优质政策、专项项目与建设经费的结构性、导向性集聚，尚未升格的专科院校在资源倾斜、项目扶持和平台建设上会面临阶段性发展压力。这样的结构性资源差异也在倒逼专科院校不得不向内深耕，通过做强特色专业集群、做实产教融合，挖掘差异化办学优势，争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7月初，赵志群前往东部地区一所地方高职院校考察。该校并未入选“双高计划”，要跟省内龙头高职院校竞争“升本”名额，这位校长也自知希望渺茫。面对生源质量不突出的现实，校长觉得与其一拥而上，“卷”些“虚的”，不如把精力回归到教学本身。这位校长每周都会随机走进一个教室听课，鼓励老师们先从如何让学生上课不睡觉、如何调动课堂参与度、如何让学生有些实打实的进步做起。

随着本科志愿填报结束，又一批职业本科新生即将带着各自的期许走入校园，走向这一仍在发展中的教育层次，而其四年后的成长与分流，也将反过来影响职业本科的发展走向。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已达124所，其中公办97所，占比78.2%。招生规模从2023年的8.99万人，激增至2025年预计的五十余万人。行业人士预测，2026年，这一数据或将突破60万。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涂凯、白璐、李星、刘乐、冯星、陈北川、苏曼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