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在巴黎十一年，东北下岗工人的地下饺子江湖 Initium Media

老刘的饺子生意已经几个月没开张了。那是2020年，法国受疫情影响持续封城，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短暂解封的下午。他赶著去送餐，没刷票就进了地铁站，被抓个正著。

但其实，老刘早就看到了检票员。「我那时就寻思，能给我送回国也行。」

老刘是从东北「黑」过来的，没有法国合法居留权，偷偷做饺子放到微信上卖。若被检票员抓住引来警察，他可能会被要求离境。

老刘想回国。母亲生病、儿子临近高考，家里一直催他回去。可当初为了凑中介费，卖掉唯一的房子，现在回国就是血本无归，更别提疫情期间的天价机票和隔离费用了。狠不下心自己离开，他决定赌一把，若是能借遣送免费回国，索性就回去。

检票员要罚款，老刘直摆手，「No money， no money（没有钱）」。僵持了一阵，检票员又说叫警察，老刘反倒乐呵起来，「C'est Bon，C'est Bon（没问题）」。他边说边把身上装了几百个饺子的大包一卸，顺著墙根坐下来。

半人高的背包衬得瘫坐的老刘更矮小了。他年近五十、个头不高，全身只有肚子显眼地鼓了出来——老刘说，这都是因为他日益严重的糖尿病。

除了家，老刘在巴黎最熟悉的就是地铁站。他住在距市中心车程一个半钟的郊区，每天都要背著十几公斤重的饺子一站站送给客人。那一天，地铁站成为老刘命运的宣判地。听到警察好像到了，他抬起头，猜测对方是在问自己要证件，老刘心一横，使劲摇了摇头。

命运替老刘选择了留下。「他看我这不是滚刀肉吗，就摆摆手让我走」（编按：「滚刀肉」是北方方言，指那种切不动、煮不透、嚼不烂的肉，引申用来比喻软硬不吃、没脸没皮的人）。不敢相信的老刘没有动，直到检票员又叫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拾起背包继续送餐。穿过闸机，老刘很快淹没在人群里。

欧洲有两千多万老刘这样的华人移民。随著反移民声量日益上涨，他们和其他移民群体一齐被推向政治漩涡中心。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数国的右翼政党都占了上风，他们普遍推以严格的移民政策：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N）」大幅胜出后，迫使总统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AfD）」则是一举拿下第二高得票率。特朗普在今年重返白宫，也激励了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在5月进行选举的罗马尼亚、葡萄牙及波兰，前两国极右翼势力支持率出现大幅提升，而波兰受到右翼政党背书的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更是一举夺魁，于8月6日正式就职总统。与此同时，已退出欧盟的英国也收紧移民政策，不仅提高了获得工签的学历与收入门槛，还将申请公民身份的居住年限由五年加到了十年。

尽管如此，受中国经济下行和失业潮影响，仍有不少和老刘一样的中国人，试图涌入欧洲寻觅机会。据卫报报导，仅德国2024年收到的难民庇护申请中就有超过1000份来自中国，与2023年相比上升70%。

老刘都计划好了。他也先去德国注册成难民，这样就有可能拿到欧洲的合法签证，然后去匈牙利布达佩斯正经开个店，结束在巴黎起早贪黑包饺子的地下生活。

这是他成为欧洲合法公民的最后希望。为此，他熬了11年。

我们是「地下」讨生活的老鼠

老刘其实是被骗来的。

2014年，听说澳洲工资高，老刘和妻子辉姊交了18万人民币中介费想去打工。他们满心欢喜地登上飞机，却没想到巴黎成了终点站。

「我约莫他是（澳洲签证）办不下来，就和我们说来这转机，结果落地了就没人管了。」拿著中介办的拉脱维亚签证，老刘夫妇混进了同为申根区的法国。

出国是老刘一家的无奈之举。在老家吉林延吉，老刘曾在武警部队当兵，退伍后被安排到玻璃厂做点滴瓶。即使是夏天，他也要裹著棉服烧玻璃。老刘说，当时退伍后的出路都是「明码标价」，花七万人民币找关系，就可以去轻松一些的卷烟厂。但自己的父母没有关系，也没钱打点。在玻璃厂没做几年，老刘又赶上下岗潮。那是2001年前后，没有文凭的他把各种小买卖都折腾了个遍：烧烤店、音像店、洗车房、小超市……路边卖过菜、街上跑过出租，可一直都是穷困潦倒。儿子小刘回忆起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穷，那时学校老师为了照顾他，还会让食堂多打一勺剩饭，留到警务室给他带回家。

穷，也是小刘唯一能想到的，关于父母为什么丢下年幼的自己、远赴他乡的原因 。

小刘七岁那年，老刘去新加坡洗车。虽说身份和工资稳定，可是持续的高温让一直生活在东北的老刘很难适应，同时打工的大多是南方人，只有他和一个大连人被热得受不了，跑去河里洗澡，他俩猴急猴急往身上泼水的样子，惹得一旁的马来西亚人哈哈大笑。

后来听同村人忽悠，老刘又叫上妻子辉姊去俄罗斯种西红柿。他们打工的农场在接近北极的车里雅宾斯克，夏季白天长达20个小时。一提起那儿，老刘就忍不住骂人，「他妈的太阳出来就开始干，你就干吧，看著那（太阳）就落不了山。」熬了好几个月，他们还被拖欠工资，这条赚钱路也断了。

又听人说塔吉克斯坦赚钱，老刘就跑去开矿车。毫无经验的他被人交待了几句就下井了，身旁前后都没人，老刘既孤独又害怕。偶尔看到个老鼠，他「自己少吃两口都要给老鼠喂点」，不仅是终于看到了活物，也庆幸这里暂时没有地震的危险。

「我们这些底层的人，就像地下的老鼠，四处流窜讨生活呗。」老刘觉得自己和那只塔吉克斯坦的老鼠没什么两样。那些年出国打工赚了点钱，回国做些小买卖又赔个精光。「你看法国啊、新加坡啊东北人都很多，是因为东北经济状况不那么好。我要是分到那事业单位，五险一金…..」想到同期战友被爸妈安排进了公检法系统，如今享清福，老刘叹了口气，没有继续说下去。

被骗到巴黎后，中介失联，老刘只好找到一位中介消失前介绍的司机，在交了1200欧介绍费后被拉到一间「大舖」。所谓「大舖」，就是一间摆满上下舖的民房，也是大部分没有亲友接应的中国「黑」移民在巴黎的第一个落脚点。一间大铺能住一、二十人，大伙儿在这里交换信息，小到今天哪里菜价便宜，大到如何拿难民补助和互相介绍工作。

在大舖的第一晚，老刘抽了一夜的烟。出发前一个月，他才刚做了胆囊摘除手术，可想到卖掉的房子、等著钱交房租的国内老小，老刘一刻也不敢耽搁。通过老乡介绍，他开始在一家温州人的五金店理货。

法国的华人社会里，温州移民最早扎根，经营著当地大部分亚洲餐厅和烟草店，还成立商会、进军政界，特有的「帮亲」文化让他们格外照顾同乡。而东北移民大多是因为下岗，四五十岁了才过来讨生活。不仅没有成规模的同乡会接应，日常生活里也缺乏社会资源，更因为身边大多是南方移民而常常觉得孤单和不被接受。

在五金店，老刘觉得自己受到了温州老员工的刁难。「他看我踩著梯子往上放（箱子）不吱声，我放好了他让我拿下来。那么高的梯子，一批几十个箱子啊，多危险。我那眼泪都下来了」，老刘回忆道，「我身体也还没恢复好，呼呼冒汗。」向同为温州人的老板反映，也没得到回应，老刘索性不干了。那时他已有些糖尿病的征兆，总是饿得很快，可摘掉的胆囊让他消化能力变差，稍微吃多两口就要站在路边抠著嗓子吐出来。为了继续挣钱，老刘每天买一根法棍，再从家里带一瓶灌好的自来水，去公园锻炼。

体力好些后，老刘什么活都干：在干洗店烫衬衫、在日本餐厅做帮厨、周末去集装箱卸柜、甚至还去农场杀过鸭子。

某次和工友聚餐，大家都对老刘包的饺子赞不绝口，有人提议他不如空闲时多包一些来卖。攒了些本钱的老刘有些心动，便买个二手冰柜先在工友间卖起，发现生意还不错，又比自己打工轻松些，老刘索性全职做了起来。

就这样，2018年，老刘开始了地下饺子生意。

饺子垒起的生活

老刘的生意初期发展得很快。

做饺子没什么门槛，一个案板一个擀面杖就可以干。没有正经店面，老刘的客户主要靠口口相传，住得近或同所大学的客人会被他拉成送餐群，大家在微信群里接龙订餐。这样人数过百的群老刘有几十个，基本每周成两到三次团，成一次团能有三四百欧的收入。此外，还有许多餐馆会定期向老刘下大订单。

巴黎这样私下卖饺子的有几十个，老刘主要靠低价来稳定客源。最早为了省钱，他和工人们挤在二十多平米的单间，五个人从早包到晚。晚上他就睡在冰柜上方搭的舖，夏天热得狠了，干脆趴在地上。

据老刘说，他每卖一百个饺子的利润不到五欧元，便琢磨靠利润更高的成品餐来增加收益。厨房太简陋，他只能加些易做的零食和凉拌菜，比如驴打滚、筋饼、雪花酥、辣白菜、猪头肉……虽然这些吃食别人家也有，但奔著饺子来的客人往往顺手添一单。靠著这种方式，老刘慢慢在巴黎站稳了脚跟。

不会说法语，也不了解法国社会，客人成为老刘最大的智囊团，他经常藉著送餐拉人聊天。「我送饺子这些人，当官的底层的上班的，各行各业，你看外国人我都得聊两句。」点开老刘的微信，2302个好友基本都是客人。遇到看不懂的信件或者转帐遇到困难，老刘就从客人里找个做相关工作的人打电话「求救」。

2024年初，老刘给一个新加坡熟客送饺子，对方发现他一个半月瘦了十几斤。原来是老刘糖尿病加重，但没有保险不敢去医院。客人好心让自己女儿陪他去做了检查。老刘被确诊严重的糖尿病，必须吃药控制。想到药钱又是一笔开支，他躲到医生办公室的窗下抽烟，偷偷抹眼泪。还是客人女儿告诉他即使是黑户也可以申请社会保险，不仅看病的费用报销，连吃药也不用花钱。

做了三四年饺子后，老刘租下一个套间，两室一厅差不多有六十平。一间用作仓库，堆满面粉、蔬菜和调料，其余的地方满满当当塞了八个冰柜。冰柜的盖子就是老刘夫妇和工人的案板，为了揉面、擀皮好用力，他们站著从早上九点忙活到下午两点，才能吃上一口午饭。

午饭在客厅对面的小厨房准备，说是厨房，其实只有一个老刘搭的简易灶，主要用来做给客人的熟食。为避免油点弄脏墙面，老刘在灶旁贴了一圈锡纸——报纸遇到高温会燃，锡纸最安全。夏日时，高温与阳光被锡纸一同反射，为了防止饺子皮变干，房间里不吹风扇，叼著烟给锅包肉挂汁的老刘被晃得眯起了眼。

吃过午饭就要为送餐做准备了。老刘捏著写满微信暱称和菜品的A4纸，对著辉姐喊，「猪肉玉米一百个」。辉姐便翻开冰柜探著身子找，冷气遇到高温化成一团团白烟，个子不高的她好像掉进了饺子山。每装好一份老刘就用红笔勾掉，等纸被红色舖满，就到了五点该出发的时候。

巴黎地铁总共有14条线，三百多个站，最忙碌的换乘站有19个出口，老刘在墙上、桌上贴满了巴黎的地铁线路图。因为不会用谷歌地图，老刘和老婆总要站在墙前，玩上一场「连点成线」的游戏。即使他们试图在这片花花绿绿的轨道线中找到最优解，但绕路、坐错站或迟到仍是常有的事。

十几公斤重的餐，等一站一站送完，差不多全巴黎都兜过几圈了，再加上常常迷路的时间，老刘夫妇到家往往已经八九点。随便吃点晚饭，再腌上第二天要给餐厅送的辣白菜，他们半夜才能躺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八点，一睁眼又是同样的一天。

谈起自己这个营生，老刘说，「太有能耐的人不能留在这儿」。

老刘和他的朋友们

海外打工16年，老刘看过太多放不下身段的东北男人，来了又走。

「在中国吃香喝辣的，在这要像老牛似的呼呼给人打工，他心里不平衡」。老刘分析那些人的心态。其中有些人，回去后给老刘打视频电话，在镜头里烤串喝酒、唱歌跳舞，但老刘摇摇头说，「这样的人高不成低不就，都是些低级趣味」。

老刘心里是有奔头的——赚钱，留下来。只要是靠本事赚钱，就没什么丢人的。

「这十年在法国底层社会摸爬滚打，我是了解的最全面的。」讲这句话，老刘是有点底气的。

刚开始做饺子时，他被抓过一次。当时警察问他住哪儿，但不会法语的老刘根本不知怎样发音，自然记不住也说不出来。老刘想要来自己的手机，给他们看粘贴在备忘录里的住址，但出于规定，警察不能归还他的私人物品。就这样胶著了几个来回，老刘怀疑是翻译在搞鬼。老刘说，被抓的华人交流过，这些翻译普遍对中国人态度不好。

「给我整急眼了，一拍桌子和那个翻译说，去你妈爱鸡巴哪去哪去，也不用给我说埋汰话了。我说不出来你硬逼著我说，这不是欺人太甚吗，你也别翻译了，我可以去监狱。」

最后老刘因「态度问题」被关了二十多天。

他能进局子、也吃得了苦，但不能让别人觉得自己好欺负。老刘平时送餐都是送到地铁站，但有次一个客人要求他送上门，较劲的他和客人大吵一架，又原样把餐背了回去。订单里的大饼不能冷冻，老刘和辉姐自己啃了两天。

还有一次送饺子，顾客笑他这么大个老板怎么穿的都没个牌子。老刘听了窝火，脑子一热冲去打折村，买了一千多欧的爱马仕鞋子，和700欧一件的巴宝莉衬衫。事后老刘有点后悔，但回想起对方的语气，他忿忿地说，「他这是狗眼看人低，我以后就专送饺子时穿」。

说这话时，老刘身上透著股社会气。他左肩有一大片纹身，说龙不是龙，说虎不是虎，那是他初到巴黎时认识的工友一时兴起纹的；可他又有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看人笑盈盈地带著些讨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颇能概括老刘作为一个东北人的生存智慧：三教九流，都是朋友。

被关的二十多天里，他和「难兄难弟」们打成一片。其中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因倒卖香烟被抓，他帮老刘做翻译，和其他国家的人聊天。

「都是社会底层待的，就好像都是自己一斤八两那些人似的。」老刘在这里找到一丝归属感。对于这次经历，他不觉得要遮掩，反倒有些自豪。

有天老刘在街上偶遇「前狱友」、一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巴黎的名声经常和打砸抢挂钩，老刘不在乎，他称他们为「阿拉皮子」。「老热情了啊，和我又亲又抱，讲法语我也听不懂啊，但他喊了一帮阿拉皮子过来，挨个和我握手」。讲起这段经历，老刘眉飞色舞。

老刘说，这个破破烂烂的社会总要有几个好心人缝缝补补。有次他见到一个大著肚子的罗马尼亚人乞讨，给了对方10欧——这差不多是他包100个饺子才能赚到的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说。

老刘也通过交朋友等来了「带他赚俏钱」的大哥。一次饭局，他认识了一对在匈牙利开移民中介的中国夫妇，痛快地喝了几次酒后，对方拉老刘入伙。这对夫妇做的是一种叫「黑转白」的业务，主要服务非法移民。在有著大量中国黑工的法国，交友广泛的老刘是最具潜力的「销售」。比起做饺子按个算钱，老刘做一单「黑转白」就可以赚两万多人民币。对于为什么这差事就选中了自己，老刘骄傲地表示，那是自己实在，讲话做事让人信任。

所谓「黑转白」，就是把非法移民的黑身份通过难民签或者工作签洗白。通常，黑来法国的华人一到「大铺」，就会有人告诉他们如何找中介申请难民身份，这样不仅可以每月领三四百欧的补助，长达一年；还可以之后通过挂靠地址、上语言班等，在十年后洗白，拿到长期居留卡。但近两年，由于移民政策收紧，越来越多在法国的华人等了又等，也等不到拿卡的通知。于是他们开始在欧洲一些移民政策宽松的国家上想办法，比如匈牙利和波兰。

老刘夫妇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尚未「黑转白」，他们已「困」在法国十年了。

「黑」身份是一座山

因为没有再次入境的签证，老刘夫妇不敢回国。

这是非法移民们的常态，老刘夫妇身边很多人十年八年都没见过孩子，家人重病也无法归家。他们有一对夫妇朋友，出来十年，双方父母陆续去世，终于可以回国时，家中已是空荡荡了。辉姐的父亲也在她出国第二年因胶质瘤去世，家里人怕她动心思回去，瞒著她直到葬礼结束。不过辉姐不怨他们，在她看来，出国的人就是要做好这个准备。

同老刘夫妇一样，也是因下岗从东北来打工的段阿姨，离开时儿子还在上小学，母子二人再见面已是儿子的婚礼了。段阿姨1999年来法国，一开始给别人做保姆，抱著孩子流眼泪，恨自己怎么如此狠心，自己家的孩子不带、来给别人带孩子。可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自己身为女孩不能读书的经历，段阿姨坚定地认为，要给儿子足够好的物质条件读书——没有学费，再多的陪伴又有什么用？儿子很争气，考上重点大学。在婚礼上，段阿姨看到记忆里还半大的淘气小子，再见面比自己都高了，身旁站著的儿媳妇陪著儿子度过了很多时光，可自己却对这些故事一无所知，她红了眼眶，一边喃喃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一边又抹抹眼睛说，「我这是幸福的眼泪」。

辉姐的儿子也快大学毕业了，等不来法国的身份，辉姐便首先成为匈牙利中介夫妇的客户，拿到匈牙利签证。

辉姐成功后，老刘也给中介交了钱。老刘觉得，自己在巴黎受的很多气，都是没有身份给闹的。比如，他进不去当地正规的餐饮体系，不得不向同行低头。在巴黎市中心的格兰大道上，几家红火的亚洲餐馆都是老刘的客户，他们以差不多三毛钱一个的价格从老刘这里「进货」，包装成前菜后，每个饺子可以卖到1.5欧。每次老刘来送餐，对方为了不让客人发现，都吩咐他远远停下，再叫伙计来偷偷拿走。有的餐厅将老刘的送餐时间精确到分钟，怕客人听到还一直让他小声点。

「他妈的凭本事做的生意，怎么和做贼似的！」老刘心里很不是滋味。

也是因为没有身份、不能回国，去年老刘的中国身份证过期，无法办新的，让他的资金周转陷入窘境。平时他都让客人在微信里付人民币给他，只留一小部分转欧元做买菜钱。微信里的人民币可以直接转入国内的卡里，省去换汇和汇款损耗。但身份证过期后，国内银行卡被锁，无法再与微信支付相连，老刘有十万多人民币被压在了微信的零钱通里。

日常生活尚可依靠卖饺子收的欧元来周转，但若临时要大笔用钱，老刘就只能另辟蹊径。之前为了方便送饺子，也为了多拉些「黑转白」客户去德国，老刘从匈牙利大哥手里买了一辆二手车。前一阵子车出了问题，老刘不会法语只能找华人修车厂，报价要七千多欧。这么一大笔钱，老刘只能用微信转帐的方式，向其他人买欧元。

没想到他刚买到欧元，就被五六个便衣警察扣下，钱也被拿走了。被关了一晚后，老刘又被戴上手铐一路押到家里。警察把老刘家翻了个底朝天，自然对成堆的饺子也起了疑心，老刘谎称是给朋友聚会准备的。在枕头都扒开看过之后，警察们才将信将疑地放走老刘。据老刘说，因为他是用人民币买欧元，还构不成洗钱，警察最后以驾驶车辆无合法牌照对他罚了600多欧。

尽管因为身份问题，生活处处受阻，但老刘觉得，自己快要熬出头了。他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时不时就眼前发黑冒虚汗，包饺子不是长久之计。夫妻俩计划著，等拿到匈牙利签证，就去布达佩斯正经开个店，比巴黎的成本低。老刘说他去过匈牙利，那儿的人都很松弛，大白天就坐在草地上听免费音乐会，等开了店，他也要休息日带著辉姐去。

每次说到下签后的生活，老刘的眼睛都亮晶晶的。他得意地说，现在大家都叫自己「刘老板」。

可老刘忘记了，黑与白之间，还有灰。

「未来」是游不到对岸的海

老刘的中介生意，并不如预想的顺利。如今移民政策收紧，生意也越来越难做。2024年3月中介递的一批材料，一直到8月才有人获批。据老刘说，正常本应四十多天就下签，但因为2024年初匈牙利做了政策调整，许多人大半年都没有消息，包括他自己。等得实在太久，老刘只能把收好的订金一个个退回去。刚刚宽裕了些的他，又重新开始起早贪黑包饺子。

老刘夫妇如此拼命，是想为儿子攒够100万人民币的结婚钱。打工头几年，挣回来的钱都是本钱，好不容易有了结余，老刘在2017年花45万人民币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在传统的他看来，儿子跟著奶奶若是租房住，要被人笑死了。现在儿子大了，他又觉得该为婚房做准备，尽管现在行情不好，老家买的那套房已经贬值了至少三分之一。这次办居留，老刘前前后后又花了快三万欧（约25万人民币）。打工十几年，老刘夫妇的积蓄离一百万相去甚远。

辉姐提起小刘，就一个评价，「懂事」。在她眼中，儿子有些胆小，不善言谈，有事儿了自己扛，平时也从不乱花钱。

但事实上，小刘很多事情都想寻求帮助，从小时候不喜欢的英语老师，到现在该考什么证书好找工作，只是父母一直远在天边，让他逐渐意识到，求助也是于事无补。对于自己的童年，小刘用「黑暗」来形容。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反人类的事情，让孩子和父母分别时间过长，不人道。」思想守旧的奶奶不许他和小朋友一起玩，做饭也清汤寡水。老刘朋友圈里琳瑯满目的菜品，小刘大多都没有尝过。老刘和辉姐说，每每见到带孩子的客人，总会让他们想起儿子，便会多做些雪花酥送上。可小刘却连雪花酥是什么都不知道。

辉姐不知道怎么能多和小刘说些话，便只能在钱上弥补，小刘要一百她就给转五百。拿到签证后，辉姐相隔十年第一次回国，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拉著儿子去逛街，但儿子兴致不高。「人家孩子，一回来要这要那的，我给他买一买衣服，孩子说你给我买这干啥，给我气的！」辉姐安慰自己，现在有了签证可以来去自如，以后只要多回来，总会和儿子好起来的。

而小刘只想赶快逃离这个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经济独立，不希望自己和父母一样为钱所累。对于奶奶和父母的养老，小刘想得很清楚，「小病咱治，大病我不建议治，一治毁三代。」若是为了治病把辛苦钱都搭进去，过去十多年父母的缺位他算是白白忍受了。

对于父母在国外忙什么，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当同学问起，好面子的他会撒谎说，父母是做科研的。在小刘心里，小时候最让他抬不起头的，不是留在警务室的那盒饭，而是每次放假回来，别人的父母带著小朋友四处旅游，自己却直到上大学都没有踏出过这个小城。他责怪父母亏欠他的，不只是实际的陪伴，还有探索世界的勇气。老刘和辉姐不止一次想劝小刘来法国，但每次一提，小刘就全身抗拒，说国内都说了，那儿又乱又差劲，自己不稀罕。

2024年巴黎奥运时，因为封路送饺子不方便，老刘夫妇跑去法国小城Cabourg（卡布尔），久违地放了个假。那里距离巴黎开车只要两个多小时，可以赶海，还没什么游客。怕没有中国超市不会买菜，也怕物价高，老刘夫妇带了许多冻好的饺子出发了。

在吉林时，他们见过最像大海的，是村口的一条小水沟，而这里每天都能挖出各种海鲜煮著吃。他们激动地打给儿子，小刘平淡的反应却让他们很是失落，儿子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生活。

「我不感兴趣是因为我在抖音上就能看到海，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小刘的话更像在赌气，从未旅行过的他很想探索世界，却有些害怕。即使是憧憬了许久的毕业旅行，他最大胆的想象不过是两小时高铁外的沈阳。

孩子不愿出来，老母亲又年岁渐长，老刘夫妇做好了未来两头跑的准备，反正很快就有合法签证了。

但没想到，老刘等来的是一纸拒签。

移民政策收紧，劳工局的调查也更严了，中介提前安排好的老板在电话核实时没对上词，让移民局起了疑心。

没有时间感伤，老刘决定转战波兰。2024年11月，他又踏上注册成为难民的路。辗转一天一夜，老刘终于顺利交完材料，但在即将离开华沙时，他和同伴因没有证件一起被抓了。

老刘因此前办过德国的难民，在交了500波兰兹罗提（约911人民币）罚款后被释放，他在欧洲难得一遇的大雪中艰难返回巴黎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发生意外的这两天家里积压了许多订单，即使糖尿病不能过度劳累，老刘依然不敢松懈，早上不到八点，他就爬起来包饺子，一直到晚上。

那天，他一个人包了1200多个饺子。

后记

初识老刘是2024年的5月，那时刚入夏的巴黎处处生机盎然，老刘出租屋的窗外郁郁葱葱，阳台上摆了一盆长势喜人的发财树。他总是有空就去看看，笑嘻嘻地说希望发大财。谈起6月要去递匈牙利的签证，他的眼睛比平时睁得都圆，说到时盘下店，他就是真的刘老板了。

8月时，发财树已被挪到屋内的桌上，掩在一沓又一沓的医院检查单和法院信件下。老刘坐在桌对面，眯起眼看这些读不懂的纸张，又点上已决心戒掉的烟。「挣多少钱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就是每个月稀里糊涂地干」，辉姐在一旁低头擀皮，叹气道。老刘被抓时，辉姐一个人扛著25公斤的面粉、十几公斤的煤气罐里外操持著。她担心未来老刘糖尿病加重，自己更做不来，签证又迟迟没有消息，他们想趁著有力气，能多干就多干。

最后一次见老刘是11月，他顶著风雪刚从波兰回来。只睡了三个小时的他不再谈论餐馆梦，话也少了很多，只是闷头包饺子，然后一只接一只地抽烟。忙到中午，他端起煮饺子的汤热乎乎地喝了一口，感慨东北人还是吃这个舒服。「我这一辈子，进警察局都和这吃饺子一样方便了」，他打趣自己。窗外刺骨的寒风和著大雪漫天地刮，屋内饺子冒出的热气和老刘吐出的烟交织在一起，再看向桌上那盆发财树，已经许久没有人浇水，发黄打蔫了。

那天从老刘家出来，久违地看到他发朋友圈。之前老刘以为可以去匈牙利开店、顺便做中介，已经不再给饺子做广告。但现在，点开他的头像，包子饺子图片又重新铺了满屏，只配上一句「接单中......」。

流著汤汁的小笼包、露出一整颗虾的三鲜饺子、油光发亮的猪头肉......这是华人在国外图的一口热乎饭，也是老刘在巴黎十一年的人生。满屏图片之上，是老刘不知何时加上的一句签名，他说，「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