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降级的年轻人：30元一天，住太空舱，靠日结工维持

通常，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家，需要有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再简化一点，起码也得有床、衣柜、桌子；但太空舱将居住精简到了极致，只保留了一个最初级的功能——睡觉。

作为一种高密度的居住形式，每日人物与各地的多名太空舱居住者进行了访谈。他们的经历，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群像：住太空舱的人，通常是渴望极度压缩租房成本的人。他们之中，有日结建筑工，有外卖员，有不火的网络主播，有连锁学校的教培老师，也有遭遇生活巨变，无法支付押一付三房租的无业者。

这是生活的另一个角落。

文 |李微明

编辑 |易方兴

运营 |橙子

舱中人

站在西安一家太空舱外的阳台，林华吐出一口烟，给妻子打电话。

在他的身后，摞起来的太空舱，像一口口横着的井，又像是能住人的蜂巢。这里是28楼，房间大约30平米，塞进了20个淡黄色的太空舱，能住20个人。其中有一舱，竹帘半掩，床头泻出昏暗的光，那是他近两周的住处。

作为一种高密度的居住形式，在一些城市，一些渴望便宜房租的年轻人尤其青睐它。一方面，它比上下铺的青年旅社显得名字更酷一点，由于四面包围，私密性也更好；另一方面，它甚至有着比青旅更低的价格，有的能低约30块钱一晚。

林华住的太空舱，位于第一排，相当于下铺。乍一看，像一个四方的盒子，盒子被塑料墙包裹，想进出，只能通过仓口的竹帘。每到深夜，竹帘会投射出屋内住客晃动的身影，如皮影戏一般。

为了进一步增加空间利用率，每个太空舱都很低矮。不到一米二的高度，想站在舱里是不可能的事。林华勉强可以盘坐在床上，但得弓着腰、留心头顶。这种局促的感受，坐过火车上铺的人应该能体会。

▲ 林华居住的太空舱。图 / 受访者提供

通常，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家，需要有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再简化一点，起码也得有床、衣柜、桌子；但太空舱将居住精简到了极致，只保留了一个最初级的功能——睡觉。但它又与只放一张床的房间不同，它还提供了一种绝对独处的包裹感。

第一次见到太空舱，林华是满意的。起码他觉得，“床是正常大小，跟大学宿舍一样”。以他当时的条件，也确实无法要求太多。钻进舱后，他还看到右侧墙面嵌着床头灯、镜子和一个插座，插入舱卡即可使用。

有灯光、能充电、有床。仅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这处太空舱位于市中心。在对比当地所有群租旅馆后，林华选择了这里。这儿价格最低，一晚上只需要30元，也是他唯一承担得起的地方。相比之下，同地段的酒店，就算最差的居住环境，住一晚上也是上百块起步。

在地理位置的优势下，他四处打工很方便。

沉默的舱群

在林华的居住处，他和十几位近乎无声无息、困在生活中的人住在一起。“这里大多住客不怎么交流，白天各自出门，好多人晚上也不回来，上夜班。”而少数留在舱中的人，缩在竹帘后面，“不说话，也没有手机外放，很安静”。

每日人物与各地的多名太空舱居住者进行了访谈。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群体画像：住太空舱的人，通常是为了减少旅途开支、强调隐私，又或者是渴望极度压缩租房成本。

他们之中，有日结建筑工，有外卖员，有不火的网络主播，有连锁学校的教培老师，也有遭遇生活巨变，无法支付押一付三房租的无业者。

这里是现实的另一面。在一些太空舱中，都体现出这种居住者身份和年龄的割裂感。比如刚毕业去外地找工作的大学生，又或者是刚刚失去工作的中年人，他们的生活轨迹，有时候会在太空舱里出现短暂的交集。

在广东深圳找工作的40岁的于现，也选择住太空舱，因为手头紧。每次回自己的太空舱，路过公共空间，他总会看到头戴耳罩式耳机、喊叫着打游戏的青年学生，他会一边在心底说这些年轻人“堕落”，不懂珍惜时间，一边又感叹人到中年失去工作、窘迫重压下的自己。

最后，他只能每次低头匆匆进舱，装作视而不见。

根据一家太空舱制造商的商报，太空舱旅舍概念起源于日本，最初为一些无法回家的上班族所设立，主打经济便捷、服务周全、卫生舒适等特点。商报中还提到，太空舱突出了社群概念，强调集体活动。

但很多时候，这种高密度居住带来的社群体验，也会让居住者尴尬。

比如无法承担高额租金的二十多岁的莫依婷。在找到湖北武汉一家酒吧侍者的工作后，她住进了太空舱。在夏天，她拖着三个大行李箱，爬上狭窄的楼梯后，看到二楼的太空舱外，一群背包客聚在一起聊天。

她的出现，成了这群人中的异类。

住太空舱的背包客们，基本都是来旅游的。他们显得比她轻松很多，常常办一些弹琴唱歌的聚会，这显得莫依婷像个局外人。她拎着攥得皱巴巴的打包袋，在舱内熬到凌晨，静悄悄地躲在床上，把冷掉的餐食吃掉。塑料袋摩擦出窸窣声，又被成片的鼾声覆盖。

太空舱的氛围通常是宽容的。莫依婷白天要趁着安静在太空舱补觉，晚上出舱，洗漱去酒吧上班。就算是这样颠倒的生物钟，在太空舱住着，也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独来独往的莫依婷，在住了半个月后，太空舱老板终于忍不住问她：“是不是来旅游的？”

“我说我不是，是在附近上班的，他看我打扮得精心，长得也好看，猜测我是大学生在酒吧驻唱的，还邀请我一起唱几句。”莫依婷回过头，正对着在公共空间里舱客们期待的目光。

“我哪是什么歌手啊，是在酒吧开瓶盖的。”莫依婷说。那一刻大家都沉默了。一股自我否定的情绪从她心底升上来，在太空舱，她唯一一次与人群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

▲ 2017年7月12日，上海，浦东陆家嘴一写字楼内现“共享睡眠”太空舱。图 / 视觉中国

打捞失意者

在太空舱外，林华倚在阳台栏杆边，电话接通了。妻子在另一端讲述自己在老家的生活，还有孩子的近况。

妻子问他过得怎样，林华掩着听筒轻轻咳了两声，“都挺好的。”他说。

他没说实话。一个多月前，他从工程公司离职。而公司拖欠的两个月工资，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那之后，他四处求职，却因大专学历处处碰壁。

而他的积蓄，也在三年前被朋友骗光。人至中年，口袋一文不剩，还被迫月月偿还当年替朋友借的信用卡，一共30多万。

在找不到工作的第30天，林华被迫扔掉曾经“坐办公室”的矜持，转去找日结工。“辞职后肯定没脸再住公司的宿舍。”他决定搬走，但满宿舍的家当让他犯难——舍不得扔，也没钱租房。

凭着几年的交情，林华尴尬恳请公司帮忙寄存行李，住进了太空舱。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双肩包。

而正是这每天不到30元的太空舱，给了他喘息的时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像林华这样的人越多，做太空舱生意就越赚钱。在居住期间，林华也确实见到不少落魄的人。如果这个房间20个舱位都住满人，老板一天可以收入600块，一个月就是18000元。这远远超过了一间30平米的房间在当地一个月的租金。

但太空舱是否赚钱，这与林华无关。在井底的他，当务之急是试图打捞起自己。那段时间，他先是找了一堆所谓的“网络兼职工作”，有平台试玩拉新，有帮主播提现，还有出租微信号等等，报酬微薄不说，还涉及灰色产业。他最后总结：“都是坑，为了那一点钱，冒那么大的风险，还是踏踏实实干活赚钱吧，睡得安稳。”

但接下来工作并不好找。一个深夜，他掀开竹帘，站在舱群间的狭窄过道上，他突然想记录自己现阶段的住所。为了躲避熟人关注，他还专门在社交平台新注册了一个账号，拍下照片上传，记录下自己的困境。

▲ 图 / 视觉中国

“明天只能去先干干日结了，先活下来再说。”在账号上，他如此结尾。

没想到，这成了一个转机。接下来的几天，他找到了一份日结工的工作——给橱柜门板打螺丝，8个小时挣了200元。

那之后，他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通过日结的装修工作，来支付每日太空舱的费用，起码生活能继续了。

挂断妻子电话，林华随手掐灭烟头，转身撞上一位瘦小的男青年。那人不好意思地笑笑，耳上别着助听器，手比划着说自己也是租客，在跑外卖。

这是林华在太空舱的第一位朋友，林华叫他小哥。小哥每天从凌晨12点跑到第二天中午12点，同时跑三四个平台，一天最多能赚七百多元。他给林华看了手机中的后台数据，说自己三年已经攒了60万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累，身体受不了。

他们互加了微信，小哥笑着说可以教林华跑外卖。林华想了想，还是放弃了。他总感觉自己“还没到这地步”。但他也说：“但我非常敬佩他，对比起来，我真的没有他坚强。”

另一个瞬间

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是，在访谈中，人们对于太空舱的评价相当对立。一类人心怀不满，觉得太空舱“逼仄、拥挤、环境差”；而另一类人却觉得“温情、友善、怀念”。

如果说，太空舱是从经济层面打捞起了林华，那么对于陈东东来说，太空舱则是在社会层面，帮助他实现了情感连接。

陈东东是在林华帖子的评论里出现的，他发现林华居住的太空舱位置，“跟我当年住的一样！在下层靠中间的地方”，陈东东还分享了自己长达两年的居住体验，仿佛与林华是多年未见的舍友。

大学毕业后，陈东东度过了一段非常糟心的租房时期。最开始他是常规租房，住在市中心，是一间改造了厨房的四室合租房。同一屋檐下的人不少，清晨洗漱，卫生间门口排长队，却鲜有交流。

“大家都很冷漠，平时一回家门‘咵’一关，谁也不聊天。”陈东东说。

陈东东试图建立友情的愿望落空了。每天晚上下班，走进客厅，他看见的只有两侧紧闭的屋门，茶几、沙发上堆满剩饭，还有拧在一起的衣裤。

他很孤独。合同到期后，提着塞满的编织袋，他住进了太空舱。

太空舱的日子要想过得去，分享是绕不开的话题。刚住进去的时候，他就把洗面奶、洗发水和沐浴露摆在了公共洗手池边，“我放在外面给大家用吧”。他管老板叫哥，还结识了旁边舱里几位同龄的男租客，大家都是二十来岁，刚入社会，各有各的苦恼，却又保持着苦中作乐的能力。

他们偶尔分享买来的零嘴，或者聚在公共空间看电视、聊天、打闹。每当陈东东跟老板一起，从背后突然把其他相熟的租客掀翻在沙发上，大家都会哄笑起来。

到了夜晚，安静的时候，当大家进入各自的舱内，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陈东东躺在舱中，感觉自己“像是躲进树洞的小动物”。他没有想到，曾经自己渴望的暖黄灯光下的沙发，以及热热闹闹挤在一起看电视的大家，竟然在太空舱这里找到了。

所以他一住就是两年。

在太空舱，做日结工的林华也经历过类似的温情瞬间。

有一回，林华还在太空舱碰到一位老乡。“老乡跟我聊到凌晨一点，他之前开火锅店，疫情三年赔了，负债200万。他给我看那些欠款，然后每张信用卡都等着还十几万。”

老乡鼓励他，说：“你才那么点负债，你怕啥呢？”

“他给我很大震撼。”林华感叹道，“他现在开着面包车卖水果，一个月能挣3万多还负债。他跟我说人要往前看，别在过去的漩涡中出不来，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心态，而不是别的人和事。”

▲ 河东国际机场“胶囊”酒店，这种类型的太空舱，属于“高级版”，价格也更贵。图 / 视觉中国

离开这里

尽管如此，太空舱这种形式，依然存在其固有的缺陷。

一个最大的隐患是消防问题。在塞满太空舱的房间里，房间的人均使用面积通常不会很高。以林华所在的太空舱为例，30平米放20个舱，如果住满20人，人均使用面积只有1.5平米，远低于许多城市在法规中规定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米”的要求。

而一旦发生火灾，住在太空舱里的人，如何逃生也是个问题。所以，这种太空舱，是不允许出现在居民楼之中的。

还有一个现象是，在访谈的许多人眼里，太空舱终究只是个暂住地，如果手头更宽裕，又或者是生活有了着落，人们总有一天会离开它。

莫依婷找到了稳定工作后，最后还是搬出了太空舱，并且如愿买了一辆全身酷黑的机车。经济稳定的日子里，太空舱的生活仿佛成为了一段逐渐淡化的影片。那些舱内拉上帘后难以适应的沉闷，四周此起彼伏呼噜声的吵闹，似乎逐渐远去。

那段回忆中，只留下了那个为更好的生活独自奋斗的自己。

机车飞驰在街上，路过相似的旅舍，她也偶尔会产生去住两天太空舱的念头。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而哪怕对于住了两年太空舱的陈东东，这样的生活也有结束的一天。随着当时一起入住的太空舱租客陆续搬离，陈东东自己也与老板告别，住进了公司附近的公寓。

他没有再选择合租，“如果能有一个合拍的室友还是很好的，但估计很难遇到了”。

▲ 图 / 视觉中国

如今，还住在太空舱里的就是林华了。

临近妻子的生日，林华特地回了趟老家。在他替人偿还债务的三年里，只有妻子作为“最亲密的人”了解他的处境，而无奈搬入太空舱的情况，林华谁都没有告诉。“也帮不上忙，只能连累家人白担心，没必要。”

回到家，林华抱起两岁多的孩子，跟妻子一起到外面吃饭。在过去的那些生日中，蛋糕都是他买，聚餐也是他花钱。“但今年实在经济能力有限，是她请我和孩子吃饭了，也是头一次。”

一大块蛋糕被分到林华面前，白色奶油上面是一朵粉色小花。“希望明年的生日，还是我给她过。”林华说。

那时，他应该已经不住在太空舱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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