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拍下北漂日结工的24小时：在厄运中，等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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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位于通州和亦庄之间，

桥的一边，

是京东总部和富士康等大型企业、工厂，

另一边则是马驹桥商业街，

北方最大的日结工劳务市场。

无数日结工在这里蹲活，

180元一天是常见的市场价。

装卸、搬运、分拣、保洁，甚至故宫保安，

有什么活就做什么。

这里有句俗语：

“有钱不住天通苑，落难必闯马驹桥。”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最后一根稻草，

相信这里会有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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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玉为马驹桥日结工拍摄的肖像照

朱玲玉，一名纪录片导演，

在今年5月来到马驹桥，

发起了一场社会行为实验。

她以雇佣日结工的方式，

为他们拍照录像，

探访日结工的真实生活。

一条采访了朱玲玉，

和她聊了聊在马驹桥看到的具体的人，

他们身上并存着的多重困境与朴素的善，

以及她的感动、矛盾与笃定。

以下是朱玲玉的自述：

自述：朱玲玉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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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玉在马驹桥打印招工广告传单

5月25日，我在马驹桥发了一个招工广告，上面写着：招10名日结工，每天10小时，听他们讲故事，由我给他们拍照、录视频，年龄不限，薪酬面谈。

我做纪实摄影8年了，拍过农民诗人、流产的女性、被性侵者……这一次我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一群人，选择留在马驹桥，选择做日结工。起初我只是想先去那看一看，但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就决定开始拍摄了。

那天，我在蹲活的路口发传单，他们一下子涌上来，一两分钟几十张传单就被抢完了，有五十多个日结工来加我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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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玉在马驹桥派发招工广告

从加上我的那一刻，他们就会不停地打探什么时候结算、管不管晚饭这样的问题。他们对招工方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他们都知道这个工作是要抢的，所以如果我不回信息，他们马上就会拨语音电话给我。

我在那儿生活了一个月，就住在路口对面的酒店。从酒店的窗往下看，路口就像一个池子，每天早上四点到七点半找活高峰期的时候，可以看到人头一直在里面攒动，人流量能达到2000人。

我跟着他们的作息生活，他们4点起，我就4点起，他们吃两块钱的酱饼，我就吃两块钱的酱饼。我和他们一起蹲活，也跟着他们去他们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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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韩玉发，朱玲玉拍摄

日结工韩玉发，25岁了，这是他第三次来北京闯荡。他们好几个年轻人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

那些日租房的环境都差不多，三四十元一天，十几平米，大部分是没有窗户的，就算有也是伸手楼。这种房子里面没有什么光线，而且不透气，所以里面味道特别重，我一进去都要忍住生理反胃的感觉。

他跟我说，自己16岁就出来打工了，当时的目标就是想当个没人管着的老板，但漂泊了十年也没赚到钱。

烤过羊肉串，摊子被收了；做过快递，车第一周就撞坏了；还尝试偷渡到阿根廷，就差最后一步的时候心里犯怵了；也赚到过第一桶金，但很快因为开饭店，全赔光了。他越来越没底气了，觉得“还没以前过得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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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发的包内物品：诊断书、抗抑郁药、过期未兑的彩票，朱玲玉拍摄

韩玉发打开他的行李箱，给我看他的抑郁症诊断和抗抑郁药，包里还有张过期了没去兑的彩票。

尽管在他眼里自己人生的落差感特别大，却依然想着要办护照去菲律宾，因为觉得国外乱，可能就有机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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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韩玉发在他的日租房内，

墙上投影着街头的招工广告，朱玲玉拍摄

我把街头那些字特别大的招工广告，用投影仪在他的屋子里投射出一个窗户的效果，拍下了照片。因为我感觉，他们在这个逼仄的生活环境里，唯一可够的光亮，就是那些明码标价的体力劳动。

马驹桥的人大多和韩玉发一样，有个“大项目”，又天天去彩票店里买彩票。有人跟我说他昨天有个两百万的项目没有谈成。

他们都很会吹嘘，吹自己过去多么有钱，是个大老板，坐拥豪车美女，编纂各种各样的故事，但他们讲述的时候眼神总是飘忽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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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的日结工在彩票店刮彩票

其实他们可能也只是在寻求一种社会认同感，在生活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的情况下，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体面，靠这种吹嘘哄着自己。

韩玉发跟我说，最近活不好找，要么就是进厂分拣快递，那个活他也不愿意干，干了两天就出来了。即便活难找，我发现这里的人宁愿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愿意接受一个廉价的活。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路口看见一个招工方，以150元一天的价格雇佣水泥搬运工，当时周围的人都在笑，虽然当天他们所有人都没找到活，也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此廉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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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驹桥街边的台阶上找工作的日结工

他们对于什么活值得做，心里是有杆秤的。即便一天没有活干，还是要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选择做日结，而不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长期工作，比如进厂。但他们都不愿意，因为觉得在厂里就好像有根鞭子随时在抽打着你。

我继续问，为什么这里活不好找，还要一直待在这里，很多人都会回答“等机会”，但他们也不知道等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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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杨景超夫妻，朱玲玉拍摄

在马驹桥是很难看见夫妻结伴的。所以当我遇见杨景超夫妇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身上有差异性，于是提出了拍摄的要求。

我跟着他们坐公交去干活，下班后他们去超市试吃，基本上把所有的摊位都吃一遍，才能吃饱。吃完之后他们又会觉得很落魄，好像特别需要一个理由来安慰自己，所以就会在路上各种打情骂俏。

他们的生活都已经这样了，但是他老婆依然会在路边摘一朵花，戴在他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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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超的妻子把摘来的花戴在杨景超头上

他们家养的那只小猫是在路边捡的一只小奶猫，每天他们自己可能连饭都吃不上，要去超市吃，但是他们每天都会给猫一个馒头。

他老婆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她因为身体原因干不了活，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带来经济收入。但杨景超就一直让他老婆陪在身边，每天跟着他去工地上。

这是片子里唯一一段带暖色调的画面，我把它放在最中间，就像是洋葱一样的调味料。

他们身上是有善、有爱的，他们渴望公平、渴望平等，这些都是不分阶级的、最朴素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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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超夫妻在超市试吃

我其实一直在找女日结工，但女日结工特别难找。马驹桥的工种大多是体力活，这些工作首先就不会倾向女性，性骚扰之类的问题对她们来说也是隐患。

最开始我也加了好几个女性的微信，但她们防备特别深，她们都会结群，三五个人一起去找活、干活，总会有人不愿意让你介入，跟她们谈话就特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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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黄淑芬，朱玲玉拍摄

但最后两天时间里，我碰到了黄淑芬，她是我在马驹桥见到的唯一一个穿西装的人。我就问她，你怎么找活还穿得这么正式，她说是女儿买的。

她告诉我，自己曾经坐过牢，和前夫离了婚，她拿到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当时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她就把孩子放在老家让父母帮她照顾，自己出来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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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西装蹲活的黄淑芬，朱玲玉拍摄

采访她那天，她只吃了一顿早饭，是老乡递来的一根香肠，剩下小半截还被她扔在了墙角，我看着那个斑驳的墙，按下了快门。

她跟我讲了很多在马驹桥遭遇的事情，包括女性在这里生存的难处。比如她在马驹桥已经十几年，租住的地方经常会遭到一些男日结工的骚扰，有时候心善的房东会把他们赶走。

招工的都嫌她年纪大。有一次谈好了去海淀分拣快递，150一天，到了工厂，厂里的人事说50岁以上不要，她被推了出来，只收到20块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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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芬吃剩的半截香肠，朱玲玉拍摄

在跟她相处的两天里，我发现她特别了不起的一点是她脾气特别火爆。我们在马驹桥拍摄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男人过来调侃她，或者欺负人，她就会立刻把人骂得狗血淋头。

这其实挺打破我对女日结工的刻板印象的，我以前觉得女日结工都会出于自我保护，不太愿意跟人起冲突或是跟男性吵架。但黄淑芬是有气就撒，看到不爽的事就直接骂。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在这里待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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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黄淑芬，朱玲玉拍摄

她跟我说自己的女儿在北京做大律师，有一套价值2000万的别墅，女儿想把她接走，甚至来马驹桥跪着求她，她都不愿离开。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她给儿子在老家买的房子还在供房贷，要干到60岁，等还完房贷，让儿子可以安安心心地娶个媳妇回家，她才能够休息。

她的话真真假假，我无法确定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但我能够确定的是，这样说可以让她在马驹桥更安全。

另外还有一条感受最令我信服：在老家，离婚的女人都怕别人瞧不起，出来这么多年，马驹桥已经成为了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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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杨海青，朱玲玉拍摄

有一天凌晨一点半，我在拍夜景，十字路口除了醉汉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突然听见特别大的disco舞曲，声音越来越近，一转头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背着半人高的音响，从我镜头前跑过去，我就扫了个共享单车追上他。他一边跑，我就一边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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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青背着音响跑步

他说他叫杨海青，来自呼伦贝尔，2018年来到马驹桥做日结工。他是我在马驹桥遇到的唯一一个对我不设防的日结工。我问他今天干活赚了多少钱，他说160块。我就提出以160的价格雇佣他一天，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第二天他带我去住处，30块一天的出租房，没有卫生间和空调，衣柜里什么也没有，只关着那个音响，并用一张纸条贴住柜门。那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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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青在墙上贴的打油诗影评，朱玲玉拍摄

他的梦想是成为成龙那样的电影明星。他的墙上贴了很多给院线电影写的各种打油诗影评，我就看到这个人的形象一下子立体起来了。

他给我展示自己写的剧本，形容这是“地球能量最强的动作喜剧爱情电影”，我接过他整个剧本，是A4纸打印的，外面封了一层膜，但只有封面没有正文，封面上印着作品名《霹雳山河狂飙闪电腿》，编剧、主演、武术指导署名都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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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青展示自己的剧本《霹雳山河狂飙闪电腿》

过去他跑了不少剧组，没有戏可试的时候就来马驹桥讨个生计。最落魄的时候献过五次血，他想去上海电影节，但微信余额只剩9块钱。

桌上摆放着母亲的遗像，他买了葡萄放在旁边。他说，母亲生前最爱吃葡萄，可惜母亲没有等到他成功就去世了。

去街头表演的时候，他一定会把剧本贴在地上。每晚他雷打不动地演4个小时，除了喝水都不休息，晚饭只吃两块钱酱香饼。

那天晚上，我跟他去街头卖艺演出。他唱摇滚，模仿迈克尔·杰克逊、六小龄童和卓别林，拿晾衣杆当棍棒来一段武术，还演了“金枪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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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青用晾衣杆当作棍棒表演武术、表演“金枪锁喉”

这样一个有着“疯魔”般理想的人，似乎在马驹桥是格格不入的。片子最后那段模仿卓别林的电影台词，他几乎一气呵成，围观的路人都用怪异的眼光审视他，但我在镜头后却一直流眼泪。

因为他是我拍到后期才遇到的，之前大概有半个多月，我每天都在跟不同的日结工周旋，每天都有不同的意外要处理，包括他们跟我抬价、事后毁约等等。马驹桥给我一个很切身的感受，就是我每天都要提心吊胆，要考量别人怎么算计我，很累。这个气场，其实是会让人窒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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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杨海青，朱玲玉拍摄

其他日结工会不断给你提新的要求，比如说你今天要给我买一个什么东西，这会儿要给我吃个饭，一定要给他好处，他才会一直让你拍下去，但杨海青是完全没有提过任何要求的。

所以当我的情绪铺垫到这里的时候，他的那段演讲，终于帮我释放掉了那段时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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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青在街头表演卓别林电影台词

在我眼里他本身就是一个电影，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可能这辈子你要拍的最好的一个电影，就是我给你拍的纪录片，你就是你自己，不用扮演任何人。

我拍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帮我完成了我真正想表达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我把他放在了片子的末尾。

然而，在拍摄这些人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不是没有矛盾的。我不仅是一个记录者，还是一个雇佣方。

我是作为招工方的身份进入的。疫情之后，招工方把价格进一步压低到一天一百五六，因此我也用这个市场价来雇佣他们。但当我看到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面对他们的加价、抬价，只要不是太过分的都能让则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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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4点到7点半，晚6点到8点

是马驹桥日结工找活的两个高峰期

但随着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觉马驹桥有一种让人下坠的力量，在这里，你每时每刻都要算计、考量人心。那种环境就像一个黑洞，待久了就会把人吸进去。

不遵守约定是常有的事。当他们发现我可以为他们提供工作和钱，就把我当做了金主，我因此遭遇了很多次无理的抬价，甚至是被骚扰、咸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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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超夫妻，朱玲玉拍摄

每个马驹桥的日结工身上都有自己的矛盾性。杨景超是一个很爱妻子的人，他在以一种非常朴素的善良对待女性，但他也是我遇到过的日结工里，对我要求最无理的。

但在提出要求之后，他又会解释自己的行为。他指着蹲活的路口，跟我说，这里就是一个水池，水都冲没了，所以里面的小蝌蚪都开始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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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工杨景超，朱玲玉拍摄

我觉得他这个表达特别生动和准确。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不用这种法则来生存，你就会被欺负、被羞辱、被剥削。

剪辑的时候，有同行的老师建议我把这些情节都放进片子里，可以让主题更有冲突、更尖锐，但我没有选择这么做。因为从媒介角度而言，我是一个掌握了话语工具的人，也是比他们有话语权的人，但他们连解释自己的机会和渠道都没有。

这个招工行为实验的初衷是想把话语权让渡给他们自己。所以，成片还是围绕他们的生活叙事，这也是他们真正应该被看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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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玉镜头下的平民诗人

刚入行的时候很多前辈都跟我说，女性干这行坚持不到30岁，他们建议我转图编。

但是今年我已经35岁了，我拍过很多人，他们是平民诗人、日结工，或是农村女性。在从业的第8年，我依然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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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诗人李松山是一位牧羊人，朱玲玉拍摄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平民诗人李松山。他的诗里有一句：“我讨厌羊，但是我又必须热爱它。”我还挺喜欢的。

他是个脑瘫，左腿左手不协调，说话也有障碍。因为四年级就辍学了，他没有其他办法，必须生活在羊群里面，每天靠牧羊为生，但他其实真的很讨厌放羊。

我去他家里的时候，他家院子里全是羊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生活环境。他自己也不想守在羊群里面，但是他又走不出去，又必须热爱它。我觉得这句诗把那种无奈感表达得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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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山的妻子和儿子，朱玲玉拍摄

他老婆孙丽也会写：“放下困境，作为一只羊，奔向一只羊。”其实她说的就是她作为一个农村女性，和李松山一样，有着羊的命运，她放下自己的困境走向了另外一只羊，其实就是走向李松山，其实还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没有走出去。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对生活最为朴素的表达，这种表达没有经受宏大观念的影响，都是从生活中的琐碎、日常中来的，但也是因为如此，它更落地、真实，也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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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玉拍摄的平民写诗者和他们的诗。

他们是外卖员、牧羊人、盲人按摩师、油漆工、菜农、地摊小贩、钢铁厂女工、小镇无业青年以及农妇。

我们很容易给他们标签为一个菜农、一个牧羊人，或是一个地摊贩子，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他们，一定不会想到这个人在卖给你菜之后，会写出一首那么好的诗，他在摆地摊的时候，就算是在这个地摊的货品上，都可以写上一首诗。

我去拍摄的时候他们总会问我，为什么大老远地跑过来拍我们？他们会认为自己是配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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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朱玲玉在南楼乡为16位当地女性拍摄肖像，并鼓励她们书写自己的女性境遇

我现在回过头看，他们每一个人，最后都是一颗一颗的像素，像素汇总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

我在整理这几年的作品集时，把它们集合命名为“言说不可说”，马驹桥也是这个项目中的一部分。

8年，我还在循着纪实的道路，和我的拍摄对象一样，好像是时代末班车里的一群人，都有着相似的落伍和不合时宜，以及做人做事的笨拙。我需要和他们产生关系，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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