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输送团结：平台经济下的平台架构与集体争议

导读

近年来，新闻和舆论一直在关注着外卖骑手的工作条件，而外卖骑手的自我组织、集体抗议和罢工，也多次成为劳动类型新闻的焦点。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在外卖行业中，骑手的工作模式具体是什么样。美团和饿了么都分别运营着专送和众包两种平台模式。本文作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文本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这两种平台各自的运营模式，以及不同的平台架构如何影响骑手的工作，和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一般来讲，专送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专送骑手是全职骑手，收入相对稳定，他们受雇于一个服务站，服务站是平台在一个地区的加盟商。专送骑手受服务站站长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因此他们的不满一般会直接指向服务站，尝试通过法律或制度性的框架解决纠纷。而众包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灵活的劳动力，众包骑手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或地点，收入全靠自己。他们与平台直接签订了不对等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明确，与管理者的接触有限。众包骑手并没有法律或制度性的途径可以解决纠纷，因此他们的不满往往直接指向平台，他们更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

关键词：平台劳工、外卖、专送、众包、集体争议

译者：石榴

校对：深海巨兽

正文

原文：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作者：Ya-Wen Lei

发表：2021年

（我们对本文进行了选译，主要提取了文中实证研究的部分）

前言

线上外卖市场在2009年开始在中国出现，自2015年以来迅速扩张，现在市场规模全球最大。2017年，线上外卖市场市值达2970亿元人民币，消费者超过3.05亿人。与经济学家对平台经济的观察一致，中国的线上外卖市场高度集中，由美团和饿了么两家强大的平台公司主导。这两家公司在2018年共有570万注册骑手。随着外卖平台经济扩张，尽管存在着各种集体行动的障碍，骑手组织的罢工和抗议也在不同城市发生（见图1）。

平台经济的崛起，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国家将平台经济视为新的增长引擎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到目前为止，监管和国家干预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和交通安全方面。随着罢工和抗议开始出现，从属于党和国家机关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将加快为平台工作者建立工会的步伐，然而，这一计划至今几乎没有得到实施。政府尚未解决平台经济中新的劳工和市场竞争问题。

以往文献表明，雇主希望工人既可靠，又可以随时替换。美团和饿了么经营两种类型的平台——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以平衡劳动力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都从餐厅取餐送到顾客手中。然而，专送骑手是全职员工，为一个服务站工作，服务站是进行区域协调的物理站点。相比之下，众包骑手可以决定何时工作，且不共享工作场所。

专送平台为这两家公司提供稳定的劳动力，而众包平台则提供灵活的劳动力。不同的功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有不同的架构，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技术、法律和组织控制与管理。尽管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下的经济活动都通过数字媒介进行，但专送平台更少依赖技术控制和管理；这里有规范工作关系的劳动合同；并且强调工人与监工之间定期的交流。相比之下，众包平台更依赖技术进行自动化控制和管理；它依赖于不受劳动法约束的工作关系；并且众包骑手与平台运营商之间几乎没有定期互动。

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都受到严格的算法控制，有相似的人口背景和就业历史，而且都没有社会保险——但他们对各自工作关系的看法却不同。多数专送骑手不认为他们的工作关系不公平或含有剥削，而多数众包骑手却这样认为。众包骑手更常进行罢工、抗议和表达团结，尽管工作的原子化给他们的集体行动带来更多障碍。两种平台中令人困惑的不同劳工纠纷模式，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来研究平台经济中劳动控制和管理如何以及何时会导向集体抵抗。

我还想介绍一下，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外卖市场的一些特点。首先，中国政府几乎没有限制垄断或启动反垄断调查。国家在监督市场力量方面表现不佳，平台公司在加强法律和技术控制方面拥有更大的合同权力，这可能会导致更强烈的不公感。第二，中国的平台工作者对社会保险没有很高的期望。在其它人们对工作安全和社会福利有更高期望的国家，平台工作者可能会有不同的不公感。第三，中国薄弱的公民社会、独立工会的缺失和威权主义的背景，都限制了集体行动的组织。例如，在中国，平台工作者只关注罢工和抗议。在工人拥有更多自由并得到公民社会和工会支持的情况下，集体行动可能会更容易，并且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最后，中国的平台工作者拥有相似的人口特征。如果工人之间存在更大的内部分化，平台工作者组织集体行动可能会更加困难。这项研究的局限性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需求。我们应该努力研究劳动过程以外的因素如何影响平台架构及其与劳动争议的关系。

案例选择、数据、研究方法

我研究中国的外卖平台经济有两个原因。首先，它在中国广泛的平台经济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但却受到较少的学术关注。其次，存在越来越多关于外卖平台经济中劳动过程的文献。分析中国的案例可以借鉴这些见解，并为这一领域做出贡献。

研究对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下的工作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分别有独特的平台架构。比较使我能够解释平台架构如何影响劳动争议的模式。遵循比较方法的传统，我将两种平台的案例视为整体，理解和比较整个案例，而不是将平台架构的不同维度视为独立变量。

我研究了中国排名前两位的外卖送餐平台，美团和饿了么。之所以只选择这两家公司，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在线外卖市场非常垄断。每家公司都经营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且运营方式相近。鉴于这些相似之处，我能够比较专送和众包平台上的劳动过程和抵抗，而不是对比两家公司的情况。我的研究在2017年至2019年之间进行，这是在市场成熟并稳定之后。

我运用多种定性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首先，2018年至2019年间，我在7个城市对30名专送骑手和30名众包骑手进行了深度访谈。我招募了当时正在或在前12个月内曾担任骑手的人。表1展示了这些骑手的分布情况。研究开始时，我试图选择不同地区的骑手，考虑到不同城市平台运营和骑手工作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在我发现城市间没有显著差异之后，我的大部分访谈都在重庆进行，因为我在那里能获得很好的支持。

表1 受访骑手分布

平台类型

专送平台

(n = 30)

众包平台

(n = 30)

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