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二代”：村民房东和广州城中村里的资本积累

导读

“接吻楼”、“公寓”、“日租房”......城中村，无数打工人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打拼时，最先落脚的地方。城中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特殊产物。原来务农的村民，也追随着这股浪潮，盖楼致富，搬进了城市里更高档的小区。

这篇文章梳理了广州地区城中村的变迁史，讲述了村民如何利用自己的宗族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将原先的村庄转变成了工业区，并为来自外地的打工人提供暂居之处。通过成立村集体股份公司，并向小老板和农民工收取地租，原先的村民们慢慢成为了城市居民。但于此同时，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遭受了再一次的压榨。甚至在有的地方，村民们雇佣执法人员监管、控制外来人口，并从他们身上勒索各种“费用”。

在今天，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中村也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现代化的小区。但是，对于基层劳动者来说，城中村里有价格低廉的住房和亲民的小商店、小饭馆，仍然是许多人的选择。了解城中村的历史，以及作为实际房东们的“土二代”的角色，是我们理解珠三角地区外来打工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城中村、户口、村集体、分红、农民工、制衣厂

译者：17

校对：小凯

正文

原文：Tu Er Dai Peasant Landlords and the Infra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in Guangzhou’s Urban Villages

作者：Nellie Chu

发表：2022年

前言

随着暮色降临在广州狭窄的街道上，骑着三轮车和自行车的人们在制衣村世界闻名的服装市场旁川流不息。在这个市场的高楼后面，是一栋栋拥挤的五层楼高的公寓楼，狭窄的小巷在其间拐来拐去。这些建筑被人们称作接吻楼，它们贴的很近，好像占满了整个天空，只留下一小道缝隙可以看到天上的乌云。在毛时期，这里属于人民公社，村民们务农维生，而当年的村民现在基本已经全部搬走，住进了广州已全面完成城市化的市区。在口语中，这些人被称作“土二代”，曾经是农民的他们，凭借手中公有的村庄土地使用权，迅速变身为收租阶级。这个叫法源自自 “富二代”，用来描述中国新一代非常富有的城市居民的一个词语。“土”象征着土地和他们的农村背景。土二代们的户口身份，让他们拥有对这一片土地的使用权。

取而代之的是，数以万计的工人离开他们在内地小县城和农村的家乡，来到广州的制衣区生活和打工。这里是珠三角地区大约200个仍然存在的城中村中的一个（译注：原文如此，实际上珠三角地区城中村数量更多，有统计称珠三角地区城中村有1000多个）。城中村所在的土地不再被用作农业生产。尽管如此，根据毛时期为了控制人口而实施的户口制度，这片土地以及它的居民也不完全属于城市。城中村是过去三十年迅速城市化的结果。与建在国有土地上的城市小区不同，城中村土地的使用权和规划权仍然属于之前位于这里的农业生产大队。在城中村，人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土地在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是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如何公平地分配通过使用土地积累产生的财富。

1978年市场改革后不久，土二代迅速恢复了他们的宗族关系，这些宗族可以追溯到毛时代之前。在毛时期，中国南方的许多农村集体是围绕姓氏宗族关系进行组织的。根据户口制度，土地使用权的持有者仍然是农村居民，尽管有些人通过将住房出租给寻找工作和便宜住所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富有的房东。这样，由村民房东管理的村集体可以在日常经营和安全事项上保留很大程度的自治。许多学者记录了中国和其它后社会主义社会大规模剥夺公民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但广州这些前农业公社的成员却成功阻止了这些土地使用权被出售，并利用他们在法律上模糊的地位赚取了大量金钱。他们如何阻止市政府没收他们的土地？这种模糊身份导致了哪些财富积累的方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州制衣村不断经受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些做法又如何塑造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竞争和矛盾？

本文通过探讨这些问题，研究了广州农民阶级的解构过程，尤其关注了广州城中村的土二代通过寻租和其他积累行为对有争议的财富的要求。E. P. Thompson（1963）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证明，阶级意识的形成是文化、工业化和劳动者能动性的结果。土二代的案例揭示了毛时期农民阶级是如何通过宗族集体化公司，从流动人口身上榨取劳动力和地租，最终导致农村人口的减少的。村集体曾经是毛时代农民阶级的基础，它们现在面对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反应，恰恰摧毁了自己的基础。土二代在保留农村居民身份以及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租金收入的同时，部分地将自己提升到了城市阶层的行列。游走于农村、城市和各种行政区划之间，土二代在流离失所和大力发展的之中探寻出路。城/乡身份以及农民/房东身份的融合使得土二代能够利用其模糊的社会地位，通过收租和持有房地产积累了大量财富。

具体而言，村民房东通过城中村模糊的行政地位扩大和推动其苛征租金和其它逐利活动。在土二代与广州市政府之间，围绕城中村转让的持续争议和协商不断推迟农村土地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土二代阶层逐步向正式的城市公民转变，留下了一个行政和管辖权的真空，村集体成员利用这一点，通过宗族企业在与市政府的谈判中策略性地拖延土地使用权的出售。我的基本观点是，村集体成员已经将宗族集体公司化，实质上变成了寻租实体，依靠未经许可的管理模式维持运作。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加大从农民工身上收钱的力度，同时应对与搬迁和开发相关的困境。

土二代这一群体复杂的位置，是在我研究广州低成本时尚产业中的跨国分包和手工批量制造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本文不涉及广州城中村中的快时尚和流动劳工的具体细节。本文旨在解释土二代房东阶级如何与低成本时尚产业的全球商品链相联系，发展出基于土地的寻租形式。通过我在2014年至2019年间实地收集的初步数据，我展示了这些活动如何规避政府的直接干预，同时通过苛征租金方式进一步压榨农民工。土二代同时是农村和城市居民，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一方，他们通过基于土地的策略寻求对有争议财富的所有权。这些策略随着他们逐渐切断与集体土地的生计来源并融入城市核心而展开。反过来，这些积累策略加深了前农民阶级中的阶级分化，使得流动劳工特别容易受到管控和租金剥削。

土二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现有学术文献主要关注2.5亿农村民工的迁移和流动，他们被称为“流动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它们深入探讨了户口政策下的人口控制如何影响社会与经济，因为户口在城市中将农村移民排除在国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务之外，包括住房、就业、教育和医疗保险。户口制度至今依然在城乡之间维持着空间和主观意识的分隔，现存的丰富的研究展示了当下城乡张力如何在农民工这一形象中得到体现。这种张力既具有空间维度，也具有时间维度，因为农村移民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过程中遭遇着持续不断的驱逐。

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与这些移民相关的资本积累动态，通过空间流动，他们或超越、或弥合了城乡差异。一些人类学家描述了移民通过家庭消费和汇款对维持农村社会再生产所做出的贡献，另一些人类学家则强调了移民的劳动过程，尤其是“打工妹”这一群体。她们在体力消耗殆尽前，在城市工厂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作一段时间后，她们回到农村的家庭和亲人身边生儿育女，培养下一代农民工。这些研究的一个主要思路是，农民工被剥削的经历与中国将资本 “固定 ”在城市核心地带的政策有关，农村以及其它城郊空间被视作征用劳动力和资源的蓄水池，而这些都是持续推进城市化所必需的。

对劳动力和资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关注，使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农民工的流离失所程度展开讨论，因为他们仍然拥有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比如，战洋提到，Arrighi（2007）认为，农民工并没有经历完整的去农民化，因此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Joel Andreas和Zhan（2015）认为，农民工只经历了半无产阶级化，黄宗智、高原和彭玉生（2015）将中国的这种情况描述为 “没有无产阶级化的资本化”。这些作者认为，农民工拥有农村土地使用权，既可以作为避免完全被剥夺的缓冲，也可以作为在城市失业、无业和/或发生意外时的一种社会保障。鉴于这些争论，人类学家试图说明农民工所处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这种不平衡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的界限。

这些研究对中国人口迁移、城市化和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的不平等提出了宝贵的见解。然而，这些研究将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包括人口迁徙和城市化在城乡二元对立中的转变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和困境进行了框架化；城市仍然是资本积累的中心节点，而农村则作为边缘空间存在。新出现的城中村人类学和地理学研究为这些争论提供了批判性的新观点，它们研究了移民的方方面面，打破了农村/城市的空间二元论。这些新研究审视了空间和地点的转变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角力和共谋，认为农村/城市不是固定的空间，而是动态和流动的。一些学者讲述了村民们在抵制国家支持的快速城市化项目和暴力掠夺土地的过程中，为维护其农村村民身份而做出的集体努力。还有人指出，在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中，农村村民仍然被视为文化落后和不文明的人，以及村民们面对这样的意识形态如何表达他们对正义的诉求。还有人强调，当建筑环境和归属形式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平衡地断裂时，城中村居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流离失所。

参考了浩繁的关于中国城中村的文献，我认为，在土地使用权的整体商品化和土地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的迁移和发展过程与土地紧密相连。广州城中村土二代的案例表明，资本主义的积累不是沿着单一的、线性的市场扩张轨迹——即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进行的。相反，农民房东的积累实践反映了Anna Tsing（2015 ）所描述的 “斑驳陆离”，即农村与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生活方式，具有开放性、临时性和不确定性。Tsing写道，“财富的集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未经规划的不同片区中生产出的价值被资本所占有”。

对于理解城乡动态的区域差异和历史特殊性，城中村有其启发意义。因为即使居民和基建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户口所带来的空间和主观感受鸿沟依然根深蒂固。事实上，与城中村捆绑在一起的土二代们正在被剥夺其作为农村居民的身份，尽管他们尚未被完全接纳为合法的城市居民。这种集体意识的解体，与其说是线形、有规律，更大程度是偶然、无序而相互矛盾的。由于他们尴尬和矛盾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悬浮状态，他们作为农村集体的地位仍然非常模糊和不确定。正如项飙（2017）所描述的，悬浮本身并不是指流离失所。相反，它指的是一种去除定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流动人口被连根拔起，并被吸收到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网中。他写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和一无所有的经历，在历史上曾带来巨大的无产阶级团结。然而，悬浮者在形成政治立场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他们没有立场，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反对派：悬浮就是去立场化”。

悬浮以及受争议财富的创造

由于一夜之间变成了富有的房东，农民房东的财富往往不被城里人认可。他们被视为落后、懒惰，不配拥有舒适的生活和财富。在广州，主流压力要求他们成为合格的资本家，这往往使土二代们，尤其是80后的土二代们遭受嘲笑。他们被认为过着舒适的“茶馆生活”，每月被动地领取红利，不用做出任何财务决定。 土二代尴尬地被完成城市化的阶级排挤，他们被悬置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离失所与发展造富之间。由于出售土地使用权让他们丧失了集体自主权，再加上房地产行业的天时地利人和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土二代们虽然在经济层面变得富裕起来，但在社会政治层面却被边缘化。因此，土二代试图通过收租来获取在城中村产生的、备受争议财富，同时努力在社会中向上流动成为国际大都市市民。许多家庭将年轻一代送到海外留学，以平衡他们的社会资本与他们在中国城市核心地区感受到和体验到的排斥。

面对中国后社会主义转型期不断变化的国家和市场动态，土二代做出的反应是一种掠夺性投机。他们对市场信号的反应不仅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一方面，他们充分意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的集体土地承载了蓬勃发展的工业和房地产开发，终将被纳入城市核心，由政府直接控制。大多数家庭已经搬离了城中村，而随着大家庭分裂成核心家庭，他们与宗族的情感纽带也已消解。另一方面，村民房东阶级不仅从快速的工业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也受益于所有城中村最终消失之前的这段投机等待期。

随着国家政策日益紧密地与市场节奏结合在一起，土二代可以对城中村产生的财富提出某种形式的未经授权的索取，这些财富得益于日益加强的工业化进程和与国际供应链的日趋接轨。具体来说，土二代的积累策略采取了以下三种形式的基础设施扩展。这些做法反过来又与全球快时尚供应链的时空组织密切相关：（1）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个体家庭的横向扩展；（2） 宗族集体的公司化和随后的分化；（3） 私人雇员非正式地向外来务工人员收取租金。下文的分析追溯了广州城中村随着农民阶级的解体而成为财富竞争场所的过程。土二代的积累行为与城中村的工业化历史密切相关。土二代利用其城/乡身份和土地使用权的行政模糊性，将他们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和亲属关系资源拼凑在一起，尽可能地延长收取租金的时间。例如，在中国引入市场改革的早期，村民房东建造了多层楼房，并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收入集中起来。这些做法实际上阻碍了国家对其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干预。随后，村民们通过振兴宗族集体来横向扩大利润，而宗族集体又反过来管理这些集体收入。随着城中村村民与全球供应链日趋接轨，宗族利用其作为合法土地所有者的企业身份，保护和投资该地区的房地产开发。最后，随着其财富要求日益受到质疑，村民房东在城中村实施了不正规的治安管理和未经批准的寻租行为，使外来务工人员受到不当剥削和剥夺。因此，城中村不均衡的积累空间与工业化节奏同步，成为了争夺财富的场所。这反过来又使得流离失所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独特的方式展开。

去中心化、工业化和家庭联产承包制

广州的制衣村是分析以血统（而不是国家）为中心的投机性投资和政府管理实践动态的一个特殊地点，因为该地区仍然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商业和工业区，且不受市政府的直接管辖。在与这些村紧邻的其它城中村，市政府的征用和暴力拆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城市化的后果，导致投机行为增加。从历史上看，土二代是在改革初期村庄集体的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当时移民潮和企业活动与家族作为农村经济体中的公司实体的重新出现相呼应。宗族以土地为基础的亲属和礼仪身份，同时也是企业实体，维护土地使用权并组织盈利计划。虽然改革前几十年的暴利通过宗族企业中的权利主张使单个家庭富裕了起来，但周边地区的快速工业化扩大了宗族内家庭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因发展不均而分裂的压力。

历史学家科大卫（2007）在其关于华南乡村生活的经典研究中发现，宗族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公司，而乡村身份和生计正是围绕着这些公司展开的。通过将宗族描述为企业实体，Faure强调了宗族是国家决策和商业生活的历史文化产物，从16世纪到清末一直在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帝制时期，面对将农村生计和地方习俗（包括税收和家庭经济）纳入中央国家官僚体系的压力，宗族成为了农村居民维护地方身份、政治与经济自治的工具。在市场改革的最初几十年里，宗族企业的振兴表明了它们长期以来的灵活性。正如科大卫所描述，去集体化进程和户口政策的实施最终使家庭取代村集体成为主要的经济单位，通过家庭来维护定居权和组织各种寻租计划。他认为，在地方宗族政治与外部国家要求将其纳入中央官僚机构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下，家庭起到了调节的作用。

在当代，随着村集体解体，以及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公共产品的去中心化分配，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和行政实体重新崛起。1978 年实行的市场改革，包括将珠三角部分区域划为经济特区，加剧了周边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前，这些城中村所隶属的公社管理着村庄生活的全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而市场改革则将共有土地、生产资料和政治事务的管理权下放。权力下放到了村集体（村委会）和生产队，而这些组织最早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组织起来的。

随着去集体化的推进，制衣村所在地区创业活动蓬勃发展。这些活动始于海珠桥附近，海珠桥将这些农业村落与珠江对岸的广州中心城区连接起来。这里有一家建于1930年代的国有工厂生产用于工业和军装的棉织品。外来务工人员和村民都涌向这家工厂，收集剩余的布料，并在新兴的服装业中开展二手交易。农民工小贩们蹲在中山桥下，在大型非正规露天市场里出售线轴和残次布料。商贩坐火车从东莞和深圳运来原材料和布料碎屑，那里的国有制衣厂开始为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客户生产服装，后来被完全私有化并由独立企业家接管。买家主要是广州周边地区的年轻妇女和母亲，她们采购这些下脚料带回家，以便从附近的大型制衣厂分包服装和手工艺品生产。

由原生产队经营的小型制衣厂群也在村子西侧相继出现。此外，随着越来越多外来劳动力的涌入，当地人与香港制造商和经纪人之间的血缘和友谊关系也在不断加强。这些乡土关系促进了生产外贸服装、箱包和小商品的工厂的发展。到1986年，已有510名外来务工人员在今天的制衣村定居。通过与前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华人的血缘关系，珠三角周边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工厂镇，而制衣村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跨境关系和巨额金融投资促进了香港的经济繁荣，使其成为输出欧美的厂商中的高效典范，同时也为广东发展成为其中一个世界工厂完成了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随后的十年间，销售服装供应品和配件的临时市场摊位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整个地区。这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市政府的容忍，因为它们为许多贫困移民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雇用百名以上制衣工人的工厂迅速涌现，证明了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迅猛增长。许多家族企业建立了广受认可的 “前店后厂”模式，把非正规的工厂车间置于销售面料、辅料和成衣的店面后面。这种布局使工厂主能够垄断服装供应链的生产和批发环节。它还使买方能够直接从制造商处采购服装，促进了制造商与客户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村集体组织也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渠道，拥有宗族身份和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本地居民通过村集体，在大规模拆迁计划中维护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渠道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村民可以掌握土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村户口使他们失去了享受城市居民才有的国家福利待遇的资格。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广州各地的村集体成员开始利用他们的土地使用权牟利，同时以此与有意入驻当地的的房地产公司角力。

1980和1990年代服装出口行业扩张，使村民面对房地产投机和利润丰厚的拆迁计划驱动下的大规模土地征用时，能够通过土地使用权来发挥他们的谈判能力。村民将土地使用权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租赁权。随着服装生产逐步扩大，村委会成员利用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将住宅和商业单位出租给他们。到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商业不断繁荣，宽敞的农田让位于一排排多层住宅和商业建筑。个别家庭不顾当地的分区规划法，建造了数十栋5、6层高的公寓。这些家庭猜测他们最终会因国家主导的征收而失去对农田的权利，因此他们通过建造多层住宅来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提高这些土地的价值。

与此同时，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导致需要廉价住宿的租房阶层日益壮大。在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来自潮州、温州和福建沿海地区的第一波外来务工人员在制衣村周围的村庄定居下来，寄宿在村集体成员争相搭建的握手楼里。最终，一些移民在该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服装厂、仓库和摊位，使服装生产和供应采购的热潮得以持续。潮州、温州和福建移民逐渐在当地从事服装生产和供应采购。为了相互竞争，这些企业家建立了加工厂，这些工厂只负责生产链中的某一个专门环节，如裁剪布料、在牛仔布上安装纽扣、制作花针配件等。同时一批工人从四川、山东、湖南和湖北来到这些村庄，在工厂和附近的运输行业从事临时工作。随着来自潮州、温州和福建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整个村庄的住宅和商业空间，当地的房东开始逐渐离开该地区，搬进海珠区外更新、更贵的住宅中。一些本地村民将自己的服装生产和供应采购业务卖给了这些第一波移民，转而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活动。随着服装生产和交易市场蓬勃发展，当地居民很快意识到，投资房地产市场所获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经营服装厂的风险和艰苦劳动所换来的收益。

宗族企业化作为横向扩张和积累的实验

市场改革和随之而来的意外的利润改变了土二代的阶级和亲属关系的轮廓。具体而言，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人口控制、国家治理、财产所有权和社会流动性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亲缘观念，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由宗族组织的。为了确保每个成员的利润份额，村集体建立了分红制度，分配通过收租积累的利润。分红制度下，村里各家各户每月收取的租金都会放入一个由宗族控制的集体池中。这些集体利润由村民选代表管理，他们在村委会中扮演强大的中介角色。这些利润每年根据各家各户拥有的股份数量在本族集体内部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将村集体转变为股份制公司。

村领导和成员由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由毛时代基于共同姓氏或血统的生产队组成。去集体化以来，这些毛时代的村委会已正式转变为拥有土地的房地产公司，公开表明它们现在以营利为目标。这些委员会由宗族领导领导，而宗族领导往往是中共党员。他们通常充当中间官僚，执行党的政策，同时监督宗族企业的日常活动。最近，这些村长的职称由村长变成了企业经理，意味着他们的行政职务也发生了变化。村委会领导通过五年一次的选举产生，负责维护本村成员的安全，防范火灾、犯罪和事故。他们还向租户收取租金和费用，并调解宗族成员之间的纠纷。村领导往往持有最大份额的土地财产和货币财产（以户为单位），但村民往往不敢公开抱怨，因为害怕失去瓜分利益的权利。因此，这些领导经常被传有腐败行为。比如，通过提供好处来收买选票的贿选行为十分猖獗，而村长的家族在分红时占有最大份额。

随着中国各地流动人口的涌入，村庄周围的常住人口日益多样化，而保留着土地使用权的村民开始开发房地产。资本积累的分红制度催生了该地区的土地投机活动。由于土地在法律上归国家所有，而其使用权则租给了户主，村民的财富积累来自于建筑物增值，而非土地本身的价值。因此，正如Hsing（2010）所言，制衣村昏暗狭窄的街道上那些不起眼的公寓楼是村民们宝贵的政治和经济资产。由于土地的使用权仍属于村集体，因此上缴给上级政府的税款极少。然而许多人猜测，官员们最终会通过更严格的税法和执法措施征收更高的税款。

村委会成员的房地产投资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1） 土地使用权的持有人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负责房屋的建设和管理。（2） 土地使用权的持有人直接将房产出租给租户。负责管理这些房产的村集体首先要决定这些房产是作为商业空间还是住宅空间出租。（3）在较少的情况下，业主自己将资产集中起来，独立投资土地的重新开发。例如，2000年代初，一个位于通村主干道沿线的村集体在著名的布料批发市场旁投资建造了现代化的高层住宅，为每个成员带来了数十万元的收入。矗立在布料市场旁的高楼是村里人自己集资建成的。村委会根据三分之二多数投票，对楼房的规划和建设进行表决。

然而，村民房东之间很快就产生了争执。从地租中获取的大量利润导致村民之间关系紧张，他们的争吵既关于谁该算作村集体的合法成员，也关于个人利益份额的分配。当下分红制度的等级结构源于宗族关系网，因此它的运转基于受益人之间的不平等份额分配，尤其是行政领导和普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份额分配。它还基于将服装制造业中资本积累的风险转嫁给对土地没有法律或行政权益的流动人口。因此，“分红 ”制度几乎纯粹被视作一种管理或行政制度，用于积累和分配从外来务工人员和小企业家那里收取的租金。随着各地流动人口涌入，村庄周围的常住人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当地村民仍保留着土地使用权，以收取租金并开发当地的其它地产。村委会有时能将数十万人民币纳入囊中，尤其是在靠近大型布匹批发市场等高利润商业场所的村庄。村委会成员土地使用权逐步市场化，加深了农民工与本地村民之间的阶级裂痕，因为前者没有土地使用权和国家福利保障，而后者拥有宗族身份和与城中村的社会经济联系。

此外，由于周边地区的创业和土地投机活动愈演愈烈，村内各家各户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开始出现代际不和。具体而言，面临退休经济压力的年长股东希望一次性发放盈利，这样他们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拿到更多资金。一些成员甚至建议完全废除分红制度。这些股东往往年龄较大，更希望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集体资金。年轻一代的愿望与老一代相反，他们希望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共同将集体资金投入新一轮投资，建设公寓楼或批发市场。后来，村集体成员之间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将集体资金的一部分留作再投资，以维持分红的分配制度，而另一部分直接分配给各家各户。

掠夺性的苛征租金

除了土二代群体内部的阶级划分，随着该地区房地产和工业的繁荣，村民房东和外来劳工之间也出现了紧张关系。快速的工业化催生了土二代的第三种积累方式，即通过村集体私下雇佣的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用现金收取管理费和卫生费，以榨取租金。这些执法和收费形式使农民工特别容易遭受监控与勒索。

2010年以来，我在一家装配车间对广州的快时尚产业进行田野调查，那里经常有由宗族集体雇用的官员，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来检查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证件，并收取卫生费、水电费和其它所谓的管理费。当车间里衣服开始堆积起来，工人们特别忙碌时，工厂主就很容易遇到官员们突如其来索要钱款。相比之下，在时尚行业淡季，包括夏季和春节期间，官员来得较少，因为此时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都会离开广州返回自己的家乡。此外，所有通往该城中村的交通都随时有保安巡逻，除了傍晚下班高峰期，因为傍晚必须向广州以外的工厂运送物资和成衣。

村领导的寻租行为并不是为了控制并减少该地区的商业活动，而是为了将外地老板的利润转移进宗族企业的库房中。城中村的监管治理和攫取民工血汗钱的政治运作，都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和空间流动轨迹产生影响。例如，警察经常向移民工厂老板索要各种卫生费和管理费。当某个外来人口运营的作坊生意兴隆或经常受到国际客户光顾时，穿制服的警察就会频繁造访。偶尔，警察也会检查小老板和街头小贩的户口本和营业执照，如果觉得合适，就彻底查封他们并没收货物。警察还会调整三轮车、汽车和摩托车进出城中村边界的时间。在商业高峰期，警方要求进入城中村的人员持有特别许可证。然而，在白天和傍晚时分，交通闸门敞开，流动人口的商业活动得以恢复。

移民与警察和其他穿制服的执法人员间的冲突揭示了城中村的工业化如何无意中助长了寻租和监控这样的次级影子经济。随着城市核心区生活成本的持续上升，对外来人口的掠夺和榨取也愈演愈烈，往往导致暴力冲突甚至大规模抗议。例如，2014 年，这些城中村爆发了外来人口的抗议活动，因为私人警察加强了对三轮车夫（他们是服装制造业商品和人员流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处罚、没收，并将三轮车转手卖回给原车主的策略。在广州城中村阴暗破旧的公寓楼里，农村流动人口隐蔽、封闭的形象，让远离城中村的城市居民产生了恶劣的印象，认为这些无证人口的世界充满了犯罪和廉价劳动。随着市中心和城中村鸿沟日益加深，城中村里这种以现金交易为主、外来廉价劳动者撑起的非正规经济，在城市居民和市政府眼中顶多只能算是暂时容忍着。

结语

在本文中，我试图说明毛时期以宗族为基础的公社成员在出售其土地使用权时，透过角力和谈判，不仅在广州的城中村产生了一种私人与集体混合的产权所有模式，也发展出了一种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寻租和管制的次级经济。尽管村民房东被剥夺了与土地的情感联系，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们仍被夹在户口制度下的农民身份与利用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牟利的计划之间。“土二代”这一标签不仅强调了这一特殊的前农民阶层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获得的巨大经济收益，还强调了这些成员游走在“城”与“乡”的阶级身份之间，占据的战略性和掠夺性地位。这些以阶级动态最终导致城中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特别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管理和敲诈勒索，正是资本积累的链条当中，“驱逐”和“掠夺”所采取的其中一种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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