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忙着提前还房贷

发布日期: 2022-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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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年轻人, 贷款, 房子, 丈夫,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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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年轻人对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预期逐渐趋于保守,为尽量减轻未来的负担,他们会动用储蓄甚至是借钱提前偿还房贷。
  • 经济下行的大势下,一些年轻人开始倾向更稳健保守的财务安排,尽量减少负债。
  • 今年2月,以房贷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出现15年来首次“负增长”,减少459亿元,同比少增近4600亿元;4月再次减少605亿元。
  • 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很多行业都被波及,房地产这个强力引擎也降低了输出功率。
  • 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资产才能带来安全感,有些年轻人选择提前还贷以减轻未来的负担。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信心消减的年轻人正急于缩减自己的债务,比如房贷,以巩固现有的生活。这两年,不少年轻人对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预期逐渐趋于保守,为尽量减轻未来的负担,他们会动用储蓄甚至是借钱提前偿还房贷。加杠杆、贷款买房、扩张生活版图的时代翻篇,收缩成为新的趋势。

在手机上操作完提前还房贷,提示钱已转走的瞬间,于静有点怅然若失。银行卡里的数字突然间少了35万,“钱这么容易就没了?”

房子是2020年年底买的,二手房,90多平米,总价近400万。在号称新一线城市的杭州,这个价位算中等水平。为了能共同还款,于静和男友徐鹏领了结婚证。两家父母出了140万,加上小两口工作两年多攒下的40来万付了首付和税费,贷款240万,利息194.98万,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每月需要还12083元。

这是启动一个小家庭的成本,房地产市场称为“刚需”。过去20年,“六个钱包”加上贷款,让很多人有了上车的机会。房价持续上涨,家庭资产的账面数字随之水涨船高,“买房不亏”成为共识。至于房贷,虽然利息差不多要赶上本金,在很多金融机构和专家口中,仍是普通人一生能得到的最优惠的贷款。

于静和徐鹏领受了这份命运。2018年,两人研究生毕业,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2020年初,徐鹏入职杭州某互联网大厂,于静随男友来杭,也进入一家互联网企业。两个人每月的税前收入加起来有7万多,公积金1万3左右,可以完全覆盖房贷,经济状况算得上相当好。

今年5月,夫妻俩决定提前还部分房贷。“互联网行业去年以来一直在裁员,怕自己突然有一天失业。股市行情也不是很好,理财的年化利率最多4个点,手里有点现金不如提前还房贷。”

差不多同时,北京的陈薇薇也提前还了30万房贷。虽然刚30岁,但陈薇薇已经经手过三四套房子。眼下住的这一套是2019年买的,位于北京朝阳区,总价370多万,月供8000多。

若是在往常,陈薇薇或许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她更习惯将资金用于投资,比如购买其它城市的房产。“我从来都说靠自己工作挣钱太难,所以会看能不能通过相对来说比较投机的方式去挣钱。”通过贷款买房,手上尽量多留现金做投资,赚更多的钱——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这被视为最聪明的选择。

“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渠道了”,陈薇薇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近一两年经济下行,大部分行业都被波及,房地产这个强力引擎也降低了输出功率。

日趋紧缩的大环境下,一些年轻人开始倾向更稳健保守的财务安排,尽量减少负债。公开数据显示,今年2月,以房贷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出现15年来首次“负增长”,减少459亿元,同比少增近4600亿元;4月再次减少605亿元。郑州某银行省行负责房贷的一位工作人员称,今年上半年,该行提前还房贷的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7%。经济社会高歌猛进时个体或家庭雄心勃勃,不断扩张生活版图的脚步放缓了,减轻负担、维持住眼前局面成为过冬的要诀。

选择提前还贷的不只于静夫妇和陈薇薇这样的都市白领,江西某县城的玉雕师王伟上个月也找父母帮忙还了大部分房贷。王伟失业已有1年,今年年初,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干起了帮银行收债的活儿。开始时债还算好收,王伟还拿过公司的业绩冠军。但很快,他发现不管使出什么伎俩,欠款方就是一个“没钱”。他意识到,经济下行的大势下,这活儿会越来越难干。三个月后,王伟辞了职。

此前在苏州工作时,王伟月收入过万,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还房贷,无需求助父母,增加他们的负担。辞去收债的工作后,王伟尝试过到古玩城摆摊卖小件玉饰,揽玉器加工的活儿干。疫情反复之下,古玩城生意萧条,人们都缩减了非必要开支。收入少又不稳定,家里还有妻子女儿要养,王伟开始担心,自己恐怕在很长时间里都挣不到足够还月供的钱。他找父母要了17万提前还款,把月供从2700降到了800。

接下来,王伟准备去做外卖骑手,收入在当地算比较高的。“留在收债公司的那些人现在都只能拿2000块底薪”,他庆幸自己逃得快。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描述过日本经济社会的现状:日本人——特别是那些从开始懂事时就遭遇经济不景气、如今3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未来抱有不安,不想背负贷款重荷。这幅画像,如今也能匹配不少中国年轻人。

2016年,在国企工作的刘丽独力买下了一套89平米的房子。当时,嘉兴这座江南小城的房价在1万元左右。刘丽拿出全部积蓄,又找哥哥借了十几万凑够了首付,月供大约3000元。

房子到手,刘丽手里剩下的钱只够做基本装修,连空调都买不起。当时她的年收入只有7万左右,公积金一月600,要供房,还要攒钱还哥哥,日子过得很紧巴。但刘丽很高兴,从小没有一个独立房间的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夏天嘉兴热,刘丽早上提前到单位,把装好水的冰袋放进单位的冰箱。下班后她等同事都走了,悄悄取出冻好的冰袋。回到家,刘丽把冰袋放在地上降温,为了贪那点凉意,自己也睡地上。她喜欢喝可乐和奶茶,但那两三年里从来舍不得买,出门自备杯子带水。

2021年,刘丽结了婚,丈夫在当地经营一家中等规模的教培机构,收入不错。刘丽在单位表现出色,工资涨了一截,这年还拿到了10多万的绩效奖金。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

到年底,丈夫的教培机构在监管新政下无奈关了门。刘丽所在单位的业务被上级部门全盘调整到外地,但刘丽的编制在本地,无法跟过去。她只能服从安排被调到嘉兴当地另一家国企,接受收入降至原先三分之一水平的落差。

此时刘丽已经进入孕晚期,丈夫怕影响她的心情,从不在她面前说什么,但刘丽能想象这个准爸爸的心理负担。教培机构停业后,丈夫只能到父母开的社区小超市帮忙。

度过了生下孩子后手忙脚乱的前几个月,刘丽开始盘算提前把房贷还清。去年她就提前还了10来万,她觉得,这两年“世界太魔幻了。”丈夫兢兢业业经营了几年,教培机构终于基本稳定下来,原以为如今的“鸡娃”时代,教培会有长期发展的空间,没想到一夕间变天。而自己手握事业编的铁饭碗,本是最有安全感的那群人,结果发现相对的安稳要用自主权去换,逃不了被任意安排的命运。刘丽觉得,只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资产才能带来安全感。

刘丽没问丈夫要钱,她拿出去年的奖金、结婚时收的礼金,再加上自己几年来的积蓄36万,还清了全部房贷。公积金贷款的部分因为利率较低,通常不主张提前还,刘丽也一并还了。“无债一身轻”,她说。“以后的公积金就当成强制储蓄,退休时取出来做养老金。”

和刘丽一样,于静、徐鹏夫妇提前还房贷后,手里的现金也所剩无几。去年以来,夫妻俩把每月收入的70%都打到公共账户上,用于装修、还贷、储蓄。虽然眼下收入不错,两个年轻人在消费上却都谨小慎微。

互联网裁员潮兴起后,徐鹏每天回家都会告诉于静,自己旁边的某事业部被裁了,经常和自己对接的那个产品经理走了。于静就职的公司去年12月裁了一批员工,上个月于静和同事闲聊,得知当时被裁的一个前同事至今还没找到工作。以前,在杭州求职碰壁的年轻人通常会去上海寻找机会,今年的疫情下,这条路也堵塞了。

“裁员事件就发生在身边。”电话里,于静说的是“裁员”,而不是更体面温情的“优化”或“毕业”。赶上互联网兴盛期末班车的两个年轻人曾庆幸自己的好运,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他们的青春叠进了时代的低潮,复上深重的焦灼感。

今年4月,徐鹏收到了上年年终奖,大约相当于6个月薪资,金额可观。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再添点积蓄,提前还房贷。于静说,近一两年发现法拍房突然多了,卖得都很便宜,不希望辛辛苦苦买下的房子有一天断供,被低价拍卖。“对未来不太确定。”

现在徐鹏每个周末都会拿出一天去公司加班,以求绩效更好些。他今年31岁,离大厂传说中的35岁“生死线”已经不太远。有空时他会看看当地的国企招聘信息,考虑把跳槽到国企作为退路。

于静的公司对女员工结婚生育相当介意,29岁的于静打算近年内生孩子,她很清楚,自己能保住现有职位和收入的时间不过两三年。让她稍微能安心的是,自己和徐鹏账上的公积金还有七八万,够付七八个月的房贷,让二人能有一段时间缓冲。如果失业,“七八个月总是能再找到工作的。”

浪潮滚滚而来,不同的是,有的人站在安全的岸上。同在杭州,25岁的小林没有于静夫妇那样的焦虑感。他家境优渥,2019年父母出了首付给他买了房后,这两年又陆续拿出100多万还了大部分贷款。小林自己是有编制的老师,不用担心失业。他觉得自己算比较幸运,观察周围的人,“生活上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从表面看,陈薇薇的经历和于静夫妇很相似:都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收入丰厚,都因为行业的低迷选择提前还贷。但和于静夫妇毕业即承受高房价、高房贷不同的是,陈薇薇是个多次享受过时代红利的“幸运儿”。

生于1992年的陈薇薇,大学时就开始接专业相关的工作,几年下来攒了20来万。2016年,毕业1年的她准备和当时的男友结婚,两人计划,在北京工作5年后回男友的家乡山东生活。陈薇薇用积蓄做首付,在青岛买下一套127平米的房子,总价120余万。

2019年,陈薇薇离了婚,去青岛的计划作废。考虑到未来的职业发展,她想在北京买套房。正好青岛的房价一路攀升,三年里翻了一倍,她卖掉青岛的房子,结清贷款,用余下的一百多万加上在各个金融平台借到的几十万元,定下了北京一套60平米的一室一厅,月供8000多元。

此前一年,陈薇薇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当时公司员工不到1000人,还远远称不上“大厂”。两三年间,它迅速膨胀成超过2万人的机构,员工薪酬也跨进行业前列。

高收入是陈薇薇买房的底气。“那时整个互联网行情很好,而且我还年轻,可塑性很强,可以去下一个平台,通过跳槽涨薪,对自己的收入非常有信心。”当时陈薇薇计划,几年内把房子卖掉,再添些钱,在差不多的地段买一套两居室,月供也完全在自己承受范围内。她憧憬着拥有一个书房的美好未来,“(大环境)都在给你信心”,她自认是个很理性的人,“都会夹着尾巴持有乐观的态度。”

去年,公司业务开始收缩,不时有消息传出,称很多团队裁员超过1/4,部分员工遭遇降薪。虽然所在部门没有被波及,陈薇薇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发年终奖前半年她就开始考虑,这笔钱花在哪里相对来说收益最高。陈薇薇算了算,如果提前还30万房贷,可以节省20万元利息,“相当于赚了。”

领到年终奖后,陈薇薇添了一些钱,在手机上还了贷款,月供降了3000元。虽然奖金在她账户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但她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说,如果当前的状况持续下去,她还会考虑提前还贷。

最近,有不少利好房市的消息传出:央行一再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有的省市下调了首付比例,甚至出现小麦换房的营销新闻。但陈薇薇已经放弃了买两居室的计划,“如果有钱,我会选择投资自己。”经历了房市、互联网的由盛转衰,“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个幸运儿,不再看好时代还会发放红利。

和陈薇薇不同,于静提前还贷后并没有感到喜悦。她选择的是缩短贷款年限,从30年变成20年。虽然减少了10年,但20年仍是一段漫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间。

有时于静会怀念刚工作时在上海的日子。“反正上海的房价也够不着,就不用想买房的事。”每到周末她都会去看各类展览、演出,音乐节,过得惬意自在。到杭州买了房后,这些都离她远了,不是负担不起,是再没了那样的心境。“休息日只想躺着。”

对未来态度乐观的只有刘丽。虽然自己的工作被调整,丈夫还没有找到下一步的职业方向,她仍然相信经济形势肯定会好。眼下是有些艰难,但她觉得“总要碰到一点挫折,要不你太顺了,会忘记之前是怎么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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