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打工度假签，有的年轻人去澳洲当蓝领｜故事

靠打工度假签，有的年轻人去澳洲当蓝领｜故事财新

【财新网】“有时候真希望我在国内没有读书，而是学门技术，也不至于在这边举步维艰。”23岁的王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装修工地上工作1个月了。他每天抹墙、刷漆，很辛苦，但工资水平还不错。这是目前为止他在这里找到的最满意的工作。之前，他分别在寿司店、炸串店、麻辣烫店的后厨打工，拿着最低时薪，时常因为出小差错被训斥，还被克扣过工资。

王喆在这个装修工地上见过一名19岁的工人，对方已经有一年工作经验，力气很大，干活又利落，时薪能达到38—40澳币（约合人民币173—182元），特别羡慕。他宁愿自己学的是美发，来到国外就能靠这门手艺赚钱，还容易获得雇主担保。

2023年，王喆从吉林长春一所本科院校的经济学专业毕业。接连经历考公失败、找工作遇挫之后，他进厂打工了一段时间，又把目光投向海外，希望通过WHV签证进入澳洲，做蓝领，攒攒钱。

WHV是Working Holiday Visa（或Work and Holiday Visa）的简称，即打工度假签证，以“赚钱旅游两不误”的特点吸引着全球年轻人。新西兰自2008年向中国大陆开放WHV，每年1000个名额。2015年，澳大利亚通过《中澳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向中国大陆开放WHV，每年提供5000个名额，成为继新西兰后第二个对中国大陆开放此类签证的国家。该计划旨在“增加对旅游服务的需求，并支持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澳大利亚农村地区”。申请人要求年满18周岁但未满31周岁，只需证明自己有大专以上学历、一定的英语能力和2万—5万元人民币备用金，就可以持此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合法打工挣钱。WHV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可以续签两次；如果想要二、三签，则需申请偏远地区工作以集签。

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对华WHV签证申请一度关闭，直到2022—23财政年度重新开放，名额增加了三成，但将签证审批顺序从原先的先到先得改为随机抽签。早期，该签证以“线下抢号”闻名，申请人需在签证中心排队递交材料，场面火爆。改为抽签制后，竞争更趋激烈——2024年10月1日，签证开放申请的首日，中国区报名通道由于流量过大一度陷入瘫痪状态。

持WHV进入澳洲的中国年轻人，大多在当地从事体力劳动，薪酬较低。但在国内求职竞争白热化的今天，通过WHV去澳大利亚、新西兰，被视为普通人低成本体验海外生活、暂时躲避国内职场的“人生旷野”，或年轻人“改命”的机会。

出发的理由

我们采访了一些选择WHV的年轻人，他们都有出走的决心，和必须要出去的理由——有人是为了赚钱，有人是趁年轻看世界，也有人觉得自己“别无他选”。

王喆就属于最后一种。大学毕业后，他陷入迷茫之中，想尽快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却无奈于自己文科生的身份——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份“求生”技能傍身。

他应聘过一家转型期国企的工作，负责拓展市场。试用期有整整半年，到手工资减掉房租和饭钱后，所剩无几。他也参加过国考、“三支一扶”计划，但都没能“上岸”。父母让他去入伍，他为此还花2万块做了近视手术，却在最后关头打起了退堂鼓。

王喆唯一不考虑的就是考研。一次面试经历让他意识到，学历真的在贬值。在一次银行客服岗位的群面中，8个人里，有6个研究生，其中还有专业不对口的工科硕士。“再读两年研究生，就是逃避就业。”王喆觉得，尽管提升学历是大趋势，但他已经亲身体会到就业的艰难，“必须走在共识之前，否则是很难生活的。如果只是随大流，我只会陷入无休止的内卷。”

他把目光投向海外，申请了澳大利亚WHV，但一直没有等到中签。他转换思路，准备申请语言班，获得学生签证入境后，打工赚钱——算上找中介、体检、机票、保险等费用，启动资金不到四万元，这是王喆能想到的“极限低成本入澳”方式。

在出国前等下签的空档期，王喆想真正体验“脱下长衫”、进厂打工的生活。他去了苏州，前后辗转三个工厂——前两个分别是耳机厂和电子屏幕厂，第三个是一家半导体工厂。三个多月的流水线经历，让他出国打工度假的愿望达到顶峰。

王喆在澳大利亚工作过的后厨。图：受访者提供

“00后”湖北女孩Aria出走新西兰的原因，是想看看更大的世界，感受“真正的自由”。

Aria一直都是父母眼里的乖乖女，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不曾越出父母划定的“安全区”，甚至不曾离开湖北。大学时，Aria就读于省内一所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她毕业后的生活不算太顺利——考教资，两次在面试上失败；专八没有通过；在武汉找了一份新媒体运营工作，薪资很低，只干了半年就辞了职。

Aria从小就梦想去国外看看，曾经试探地跟父母提出，想在国外打工度假一年。父母反应激烈，希望她能留在省内考研、考编，甚至以断绝关系相逼。Aria只好答应，但提出先去别的城市上班，攒点钱，再回家。双方都做了让步，父母妥协了。

一直到今天，Aria的父母都不知道，女儿其实不在深圳的格子间里做白领，而是在新西兰一家超市里切寿司。

为这场“出逃”，Aria预谋并准备了整整405天。

她的确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电商客服的工作，上了十个月的班。但这是为了去新西兰的一步棋——当时，她一边上班，一边为申请新西兰WHV做准备。“我想了很多个办法，我当时人和他们住在一起，该怎么出国呢？最后我想到了，如果我远离他们，去外地打工一段时间再出国，他们不就发现不了了吗？” Aria说。

与如今澳大利亚WHV实行抽签制不同，新西兰实行的是抢号制——澳大利亚WHV申请全凭运气，新西兰WHV则更依赖网速和手速，先到先得。其“手慢无”的抢号模式也催生了中介代抢服务费，有的高达万元。

为了稳当，Aria花了1.5万元找了两家中介，一下子花出去了三个月的工资。最终，其中一家成功抽到了签。拿到WHV签证让她有了盼头。她每天倒计时，立下了出发前的目标，有攒钱，有减肥，有练习口语，也有找到同行的搭子，规划得井井有条。尽管每天上班时都要回复一两百封邮件，常常头昏眼花，“但是一想到离新西兰越来越近，我就非常开心。”她甚至专门创建了一个相册，拍了许多报备照片，以应付出国后父母的询问。

为了假装自己还在国内，Aria在深圳上班时拍了很多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临近签证提交截止的最后期限，Aria存到了5万元。卡着最后几天，她从深圳出发，到北京转机至新西兰。出发的第二天，正好是Aria的生日。

“抵达新西兰的那一刻，我是真的感受到了自由，是一种不再被父母束缚的自由。”Aria写道。

对另一些人来说，出走澳洲是为了从忙碌生活中抽离，花些时间来认识自己。

小季去年毕业于一所“211”院校的新闻学专业。原本一心想扎进影视行业的她，在实习中受挫——看到自己和其他实习生就像光鲜行业背后默默无闻的燃料，“有点理想破灭的感觉。”

本科期间，她去过三家电视台、两个电影节；短视频、广告、ESG行业，她一一实习过来。简历塞得满当，小季却越来越迷茫，“干一行恨一行”。

大四时，她拿到上海一家“4A”广告公司预转正实习，实习时长四五个月。跟过几个项目后，她慢慢发现，带教姐姐的生活状态也许并不是她期待的未来——工作强度大、节奏快，小季不想在这里花上四五年时间。对工作压缩精神世界的恐惧，让她又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岔路口。

她突然意识到，在看似繁忙充实的大学四年里，自己好像从来没有问过内心真实的喜好。她想，离开按部就班的轨道，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换个专业，换个环境，换种体验，完全可行。

在父母的“放养”下，从高中升学到大学报考，小季习惯了自己做决定，这次出国的决定也是自己做的。经过一个星期协商后，父母同意她放弃实习公司的转正机会。

去年，小季独自完成了澳大利亚WHV申请；11月签证下发后，她买了今年3月前往悉尼的机票。南半球这时正在缓缓入冬，她提前找好了雪山脚下一家餐馆厨房的工作。曾在咖啡馆兼职过的她，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期待。

小季偶尔也会感到有些可惜：那些工作和大学专业毫不相关，好像浪费了自己拼命实习的经验。但她明白，过去那种马不停蹄工作，但很少倾听自己内心的生活，需要暂停。她要用一段时间的空档期，慢慢了解自己，再在一个领域深耕下去。

站在“人生旷野”上

2025年春节前，王喆在墨尔本找到了这份装修工地的工作。回忆起在国内流水线的经历，王喆感觉，自己从一种廉价劳动力，变成了另一种廉价劳动力——工地上的许多中国籍同事都是依靠学签来澳打工，因此会被压价，“收入全靠工时堆”。同是早上七点上班，白人同事下午三点就下班了，中国籍同事会工作到下午五点左右。而且，工资差距很大。尽管如此，他很满意这份工作，打算做工熟练了就去谈涨薪，“有盼头。”在他工作过的几家餐厅，除非做到店长或主管，不然只能一直拿最低时薪。

上班时，王喆会戴着耳机，听播客、听书。他也很喜欢同事间热情友好的氛围。起初，他只能做一些边缘的收尾工作。白人同事路过，也会拍拍他肩膀，竖起大拇指说：Good job（做得好）！他也发现，工地上的外国人会穿着工作服坐地铁，从不担心被打量或别人有异样眼光。

生活渐渐稳定下来，更大的敌人变成了孤独。澳大利亚和中国有时差，王喆和国内的朋友慢慢生疏了。每天结束了高强度体力活之后，他几乎没有多余的力气出门，也不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去社交。

王喆在装修工地工作。图：受访者提供

Aira同样感受到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孤独。

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新西兰的“移民大赦”政策，岛内体力劳动市场愈发饱和，找工作变得很难。一些通过WHV来到新西兰的年轻人，甚至在“倒贴钱打工”。有人称，“如果说WHV是‘旷野’，那么这片旷野上也站满了打工人”。

不过，Aria并没有在找工作上卡太久。圣诞季来临前，一位当地的华人姐姐就联系上Aria，为她在新西兰皇后镇周边一家超市的熟食区找到了工作，还把家里的一个房间提供给Aria租住。

尽管其23.75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98.96元）的时薪刚刚超过新西兰规定的最低标准，她仍然在这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和在深圳时一样，她现在每天工作8小时，不同的是，在这里每隔两小时会有一刻钟的休息。在扣掉高达17%的税款后，她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是国内的两倍还多。

为了省钱，Aria没有买车。有段时间，她每天凌晨4:20起床，走路17分钟，到岗，换上工服。她要面对的不再是源源不断的邮件，而是一波波寿司和烤鸡。——每天要么煮饭，切鸡肉，做鸡肉饭，洗寿司机器，洗盘子，准备第二天的米饭和鸡肉；要么烤鸡、做三明治、热食、切三文鱼——在简单而重复的工作里，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她发现，切好一片厚薄适中的牛油果，并不比发好一封英文邮件容易。

Aria的超市工服。图：受访者提供

工作的第一个月，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Aria的交际圈只有华人姐姐一家和两个同事。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朋友的消息她也不能及时回复。父母打来视频电话，她总要提前跑到图书馆才敢接通，假装自己正在备考。

不同于王喆，对张逸然来说，WHV并不是“别无选择”。他本科时在马来西亚读法语专业，实习时做过一段时间数字游民，毕业后顺利拿到法国一所高校的研究生offer（录取通知书）。巧合的是，WHV也在同一天下了签。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他决定选择WHV。因为WHV只能在30岁及之前申请，一生只有一次机会，但他可以随时选择去深造。

但就像王喆想要“劝退”国内白领那样，张逸然也同样劝退过自己的朋友。

张逸然落地墨尔本时，恰好是圣诞季，当地正在放长达一个月的假期，找工作很难，三天面试五场，但都不顺利。最后只能接受极低工资，一边做销售，一边骑驴找马。有时，他还会接到骚扰电话，让他选择英文还是中文服务，“你选英文，就会挂断；你选中文，就会来骗你。”

那几天，他住在16人男女混宿的青旅里过渡，花着人民币在澳洲生活，快要把存款烧光，让他非常焦虑。他用“恐怖”形容那几天的状况，“天塌了”。

此后，在澳大利亚的8个月，张逸然在木屑飞扬的木料厂里当过学徒，去酒吧和赌场做过服务员，也去矿区端过盘子。一开始，体重只有110斤的他，连工厂里的木头都搬不动，受伤、留疤是常态；吃饭也很糊弄，每天只能啃着干巴面包。

他把这些情况发给朋友，说：“在国内还能混下去的话，就别来受这个苦了。”

不过，尽管体力活很辛苦，张逸然非常喜欢打工度假的生活。在澳大利亚，他像是短暂走进没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的真空。矿区的许多同事会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和健身，“卷自己的身体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坐在工位上，卷无意义的工作时长。”这种劳累，是他愿意接受的。

他也收获到许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他观察到，在一个充满多样性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被包容，也因此会包容他人，无论宗教信仰、性取向、做蓝领还是白领工作，“我自己做过体力劳动，还是个酒鬼，我受到了接纳，所以包容和接纳他人也是我的责任。”

打工度假的底色是快乐的，但也常伴着酸涩的滋味。“无数细碎的小事都在提醒着我，我只是背包客而已。”张逸然说。

在昆州（昆士兰州，Queensland）一个非常小的城市打工换宿时，张逸然遇到了好客的一家人，还有三只听话的小狗。他会和房东一起遛狗，也交到了不少好朋友。他太想留下了。可是为了续签，他必须申请各种偏远地区工作集签，不停地换工作、换城市，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

打工度假之后

国内社交媒体上，有人称打工度假一年还完助学贷款，还赚到了留学学费，也有人称自己打工度假两年攒下50万元。

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在澳洲亲身体验打工度假后，不得不去除滤镜、面对现实。比如，张逸然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能赚钱，“本来想猛干几年，一年起码攒15万元，最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想要（靠WHV）翻身，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必须好好规划，非常能吃苦。”

今年春节除夕那天，Aria难得有了一天假期，她走去家附近的餐馆，点了一份泰式炒饭犒劳自己，当作年夜饭。平时，她舍不得下馆子。窗外是和国内完全相反的季节。“我怎么这么惨？大年三十，一个人在外面。”Aria看着父母发来老家的照片，想着再坚持几个月就回家。

勇敢，是Aria对自己的24岁的注解。她的目标是存够15万元，而4个月的时间，她已经完成了一多半。8个月后，Aria打算回湖北考公。她明白，自己已经体验过梦想的生活，学会了更多生活技能，最重要的是她认识了世界。

集签失败后，张逸然不得不离开澳洲。像原本规划的那样，他继续申请了法国的研究生，不同的是，比起一年前，他攒下了钱，后来还以游客身份回到澳洲玩了一段时间。

现在，张逸然身在法国，打工度假仿佛已经过去很久，但腿上的旧伤还会隐隐作痛，也成了那段美好日子的提醒。有时，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脑力劳动，他会很想念干体力活的日子，在出汗中分泌多巴胺，放空大脑，快速赚钱。所以，他一边读语言班，一边继续在当地餐厅打工。

来澳洲的这几个月，王喆已经把语言班学费赚回来了。不久前，WHV签证也下签了，他打算从语言学校退学，依靠WHV签证留在澳洲。

“健康是第一要义。”王喆知道，工地的高薪是牺牲健康换来的——工地上的粉尘和噪音，积年累月的高强度体力活，都可能造成职业病。

他的目标，是疯狂打工三年，攒够一百万元，去东南亚国家“躺平”。王喆去过越南、泰国、老挝旅游，也研究了定额存款的利率，希望利用汇率差，依靠被动收入，节俭地生活——实现“FIRE”梦想（“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的缩写，即“财务独立，提早退休”）。

王喆觉得，但凡在国内职场还有不错的选择，就不必放弃原有的生活，申请WHV“没苦硬吃”。在他看来，许多WHV中介过度渲染打工度假生活，只提赚钱多，却对高昂生活成本和高强度体力活闭口不提。今天的WHV不仅意味着高强度体力活、全英文的交流环境，也意味着越来越激烈的求职竞争。通过WHV“逆天改命”，终究是属于少数人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