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最后还是进厂打螺丝，那上这个学有什么意义？｜带着问题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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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中职世界的学生占青少年人数40%，却被中考主流话语甩出了大众视野；而中职世界中占四分之一的技校生则更不被人看见。这些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进入技校便踏上了学做工的道路，他们的人生道路明确无疑：毕业即打工。面对他们，学校和老师如何去实践教育的意义？在南方技校任教的袁洁通过自己的经历真实地描述了那些仍是孩子的预备工人，以及在技校实践着育人理想的老师。]

何谓技校，很难解释

2010年夏日的一天，我乘公交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去新单位报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隧道所连接的另一个城区，此前20几年的时光里我却从未涉足。有了这条四个月前刚刚通车的隧道，那个似乎很偏远的郊区一下子近在咫尺。

车厢里人不多，几个座位旁搁着扁担和空竹筐的农妇正在用方言高声交谈。她们一早将海货和卷心菜之类带到人口更密集的老城区市场上售卖，这会儿已经准备回家，显然这条新公交线路为她们的营生提供了极大便利。车窗外，隧道内的灯光半明半昧，我甚至真的测算了一下，从进入暗处到重获天光，8分钟。

我即将入职的这所技校，在两年前将校园主体搬迁到位于此区的新校区，并在原本“高级技工学校”的基础上挂牌，更名为技师学院。我初到这里时，新区规划中新的市政综合体、体育场馆、机场，以及某重点大学的新校区都还没有建起来，只看到隧道口的几个新楼盘孤零零地拔地而起，而我所前往的文教园已经汇聚了几所或公办或民办的职业院校，有几万师生在此工作、学习、生活，是方圆几十公里内最有生机的地方了。

新校区和逼仄的老校区截然不同，几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挺拔而立，校园面积宽广、视野开阔——不远处是成片的西瓜地，偶尔还有老牛甩着尾巴溜进学校操场来啃草。我到达时只觉空气清新，除了校园内的树木还未能高大成荫外，一切都自然又惬意；至于技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慢慢就会了解，而未来无须多想，按部就班即可。

从小到大，我其实并没有当教师的理想，这份工作一开始并不是我的首选。可能因为家里长辈当老师的比较多，教师这份职业在我心中丧失了光环，远不如其他接触不到、只听过“传说”的职业更有吸引力。

大学毕业后，我做过报社记者和房地产文案之类的工作，其间还短暂去过一家服务成人自考的培训机构，我在这些经历中发觉自己并不喜欢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写不来软文，就去读了研究生，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与图书馆、博物馆相关的工作，安安静静地做个馆员。

没有想到，研究生毕业后，阴差阳错，兜兜转转，我最终还是来到了一所学校，成为一名教师。不过，同为教师，我和家中长辈并不一样。我家中的那些老师，没有从事职业教育的，对技校更是只知其名、不知其详。总有人听我报上工作单位后，瞪着眼睛困惑地发问：“技师学院？是中职，还是高职？”如果是无关紧要的场合，我会含糊地说：有高职生，也有中职生。

事实上，我们既不是高职，也不是中职的“正规军”。在诸多文件里，“技工院校”都会被标注为“职业学校”或“中职”后面“含”的部分，然后安放在括号中。

后来，我渐渐学会了更谨慎明了的表达：“我们培养的中级工相当于中专学历、高级工相当于大专学历。”一旦转化为学历层次，发问者立刻便显得恍然大悟。

可“相当于”意味着，它们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作家路内毕业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技校，是一个技校出身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说《妖怪打排球》里写过：

所有的中专生都是我们的死敌。中专不是大学，只比我们技校生多念一年书，但他们是干部编制，我们是工人。他们是干部之中的虾米但还是干部，我们是工人之中的鲨鱼但还是工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专生毕业后拥有干部编制，而技校毕业生则是工人编制。追溯到源头，技工院校本是适应工厂而诞生的。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厂办校”的理念贯穿始终，大厂辉煌期也就是技校鼎盛期，不难想象，随着国企改制，技工学校也进入了没落期。

技工院校是工厂为培养工人而设立的，这便体现了它和中职、高职的最本质区别：它不是教育系统归属学校，技工院校的主管部门是人社局（厅）。所以，教育部所属的学信网上是查不到技校生的学历信息的，需要从人社部官网进入专门的学籍信息查询系统才行。学信网查不到，就会给不明情况的学生、家长，以及用人单位造成一种“野鸡学校”的错觉，几乎每一个技校老师都面临过这样的锥心之问：“你们学校究竟算什么？读完有没有学历？”

2021年11月，国家人社部发布《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提出“完善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系统，推动与有关部门间信息互联互认。推动技工院校毕业生按规定享受就业创业、参军入伍等相关政策，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按规定分别按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评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有关政策。”“调整改版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将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等信息在毕业证书上予以明确体现，为毕业生各项政策待遇落实提供支持。”2022年5月，人社部办公厅发文，全国技工院校自2022年9月1日起正式启用新版毕业证书，除了规范内容、明确待遇外，还增加了查询网址信息。学历不受社会承认，这一直是技工教育的痛点，一个需要毕业证来背书的待遇，恰恰反映了现状之尴尬。

当教育部门所属的中职学校越来越侧重文化理论课，走向与普通高中“殊途同归”的升学考试之路时，发源于“厂办校”、由人社部门主管的技工院校依然坚持着就业导向。学历与升学不是技校的关键词，技能人才培养才是。学生的日常课程分为文化理论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训课三类，其中，专业实训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占比60%以上。

我在承担班主任工作之前，已当了好几年的文化理论课教师，但对专业实训课堂依然是比较陌生的，只从我课堂上学生的只言片语以及观摩公开课中有所了解。专业实训课一般是任务驱动，学生要在连贯的四到六节课中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从课程表来看，学生会有某一整天或某个半天完全脱离传统课堂，在实训车间上实训课。学校里的每个系部都有不止一个设备设施完善的实训室，如汽车发动机实训室、建筑装饰实训室、电子表面贴装实训室、机械手实训室、智能化工程实训室等等。后来，成为电子专业学生的班主任时，我会站在铺着绿色环氧地坪的实训室的巨幅玻璃窗前，看他们走动、讨论，观察有没有人偷懒、摸鱼。担任烹饪班的班主任时，我则在实训课快结束的时候，直接迈进实训室，孩子们会迎上来，端来新鲜出炉的蛋糕、菜肴，让我尝尝他们的手艺——我当然会放下矜持，和当堂的实习指导老师打过招呼后，欣然扮演“小白鼠”的角色。

几乎每一次有上级领导或兄弟院校同行来访，参观路线总是围绕实训室、实训基地制定。随行的记者或负责宣传的同事会将镜头聚焦于学生：他们聚拢在真实的电路机台、车辆发动机、水泥板砖、灶台案板前，观看示范、分组探讨、动手操作……的确，这是技校课堂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最值得展示的地方。

这些镜头下的主体——技校生们，来自应届和往届的初高中及中职学校毕业生——未来将成为中级工、高级工或预备技师。以初中毕业生为例，要成为中级工、高级工、预备技师，对应的学制分别为三年、五年和六年。初中毕业生是技校的主要生源，招生渠道以“中招”为主，也有少量的自主招生。每年中招，孩子在填报中职类志愿时往往会优先选择归属教育部门的中专学校，只将分数线低到几乎可以忽略的技校列为保底项。换言之，进不了普通高中的孩子被筛选后，先排进教育口的中职，剩下的，再去往人社口的技校。

如果说，中职世界是大众认知里常常被忽视的40%，那么技校则是这40%中更为沉默的四分之一。

所谓技校生

中学时，我有一个同学的父母在我们附近一所排名靠后的普通高中当老师。放学回家的路上，她会对我说一些和“坏学生”有关的恐怖故事。路上，有染了黄发、叼着烟头的男孩从我们身边走过，书包半吊在后背晃来晃去，我们就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她说，她父亲甚至都不能对学生太严厉，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来报复。

这是我对“坏学生”最初、最具体的印象。而我和高中时的技校生笔友从来没见过面，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但他和我所处的环境究竟有何不同，这样更具体、深入的想象，在我成为技校老师之前，脑海中几乎一片空白。

“×你母，投错胎了！”佳佳嘟囔着，伏在宿舍外走廊的栏杆上，挥着空酒瓶，半个身子几乎挂到外面。

佳佳是个高个女孩，口红涂得耀眼。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她就已经是醉得不行的样子了。那是入职不久的一次晚值班，临近子夜，管理宿舍楼的老师打电话过来，说有个新生班的女生在发酒疯，威胁说不让她出去就要打人。

“女生吗？”我重复了一遍。“对，女生。”那边回答。

一个小时后，她母亲把她接了回去——所谓母亲，外貌上看和外婆差不多。女儿骂骂咧咧地走在前面，做母亲的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花白的头发和近乎哀求的眼神在暗夜里格外扎眼，整个人仿佛要躲进壳里，越缩越小。

听说，佳佳是领养的孩子，亲生父母不详，养母已经60多岁了，一直在附近的村庄居住，根本管不了这个16岁的叛逆期少女。这位老村妇后来又来了学校两趟，在一些文书上一笔一画签下唯一会写的名字。后来我得知，校内醉酒只是她入校一个多月以来多次违纪中不大不小的一次。两周后，学校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佳佳因辱骂、威胁班主任和屡次寻衅滋事，根据校规校纪给予开除处分，母女俩再也没有在校园里出现过。

多年以来，我们的招生口号一直是“免学费，学技能，工作好”，这长久以来吸引着一些家长：他们经济拮据，又不知如何安放在常规升学考试中被淘汰出局的未成年孩子。可是学校究竟学什么？优势特点是什么？哪个专业真正适合孩子？对这些，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似乎都不太清楚。

学校里，大部分孩子的专业都不是缘于爱好自己选择的，多是任由父母选择。然而他们的父母，又多连普通话都讲不清楚，说话音量越提越高，带着孩子来报名时，会这里看错、那里理解错。他们有的沉默寡言，半个小时挤不出两三句话；有的咋咋呼呼，听孩子一句话就不由分说地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无论如何，这些家长都根本无心或无力关心孩子的思想成长。他们为孩子前途所做的选择，常常是基于老乡推荐之类很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判断。

马云是我后来担任班主任的电子专业班级里第一个退学的孩子，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完全了解他。

还没正式开学的时候，班级就组建了QQ群。马云的名字格外耀眼，自然也成为大家的调侃对象，学生们“马总马总”地叫个不停。

见了面，发现他是个黑黑高瘦的男生，话不多，背微驼。军训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让他喝水，老说不渴。

马云告知我他要走的时候很突然——一条信息，说订好了车票。我赶到学生宿舍时，他东西已收拾好，学生卡和宿舍钥匙整齐地摆在书桌上。我知道他自己其实想留下，已经和家长斗争了很久。作为对口援建地区入学的贫困生，他家长甚至通过所在地的人社干部向学校施压，要求从电子专业换到汽修专业，最终交涉无果。

他说，回去后要到哥哥介绍的修车厂当学徒。总之，是一定要学汽修。大概在他的家人眼里，修车毕竟比摆弄电路板具象得多，是一技之长，能赚钱。

看着马云背着行囊离开宿舍楼的背影，我有点不是滋味。他早在16岁时就离家到省城打工，因未完成义务教育，被县里负责“控辍保学”的工作人员劝返回校，才勉强混了张初中毕业证。晚上，我点开QQ里马云的“说说”，看到9月7日到学校的第一晚，他发了一小段自己在宿舍自拍的视频，配文是：终于有地方可去了。

很遗憾，这个“地方”大概只给了他不到五天的快乐和安全。

在学校的宣传册上，“技能成才、技能兴邦”是技校的使命担当，为本地培养、输送技能人才是技工教育的愿景。实际上，除了那些参加各种比赛，在全国技能大赛获奖的“明星”学生能多少体会到“技能人才”所享有的荣光外，多数学生对“工匠精神”“技能兴邦”这样的口号没什么感觉，他们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是中考、高考的失败者，为避免过早进入社会“惹事”，而被家长草率地塞进来，根本不是出于某种理想。

正因如此，入校初期，总有孩子像佳佳一样，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无论是寄宿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舍友关系，还是课堂里引入的新的学习方式、专业内容，对于孩子来说都无异于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导致他们屡屡和校规校纪产生摩擦与冲突。

小明是在家留守多年的孩子，父母在外省开饭馆。开学两个月后，大概丧失了最初的新鲜感，他开始在上课时间躺在宿舍床上睡大觉。电话叫不醒，只好去宿舍楼拍门，再不开，就去找管宿舍楼的老师拿钥匙开门进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想读了，想退学。谈话最后，我让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过了几天再问，他说被他爸臭骂了一顿。

可是，觉照睡，课照旷，手机照玩。到了期末，专业课还没考完，干脆不打招呼直接回家了。通常来说，学校会了解情况、联系家长、告知要处分学生等。这是标准操作，但是，我们的学生各种状况本来就多，很多时候如果孩子认错态度好，也会给重新改过的机会。但没参加的考试，就按挂科处理，下学期或毕业前补考。小明就是这样。在和类似小明这样学生过招时，父母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助攻作用，甚至还有对老师的不断沟通感到厌烦的家长。他们会传达给我这样的信息：管不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他们把教育孩子的责任甩包给学校和老师，然后埋头为自己的生计奔忙。

一天，在校园内偶遇一个久未见面的预备技师班学生，他一上来就向我“诉苦”：“老师呀，我都读老了！”的确，16岁的少年进来，假如读到高级工，又升了预备技师，那么到毕业时已是将近22岁的小伙子。我告诉他，坚持下来才能是最优秀的，无论做什么，坚持都是难得的品质。

不过，坚持下来是有点难，尤其看到小伙伴们都赚钱去了，自己学习太苦，校规太多，再加上家长种种想法的影响，不同的人因不同的际遇会做出不同的抉择。有像马云、佳佳那样主动或被动离开的，也有像小明这样在一次次的犯错、谈心、给予机会之下最终有较大转变，顺利读到毕业的。

我并不敢说有多高的教育理想，不敢想象去成就脱胎换骨的励志故事，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特别合格的教育者，但我渐渐想明白了在技校为师的“生存之道”：面对这些早早脱离主流教育升学轨迹的孩子，需要看到他们非常缓慢而微小的进步，即使一直看不到，也要保持耐心。和学生交往，有时候真的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碰撞。

有心无力

在我们的微信家长群里，大约近一半的家长从来不说话，哪怕被@了也没有半点儿回应；甚至有的家长我去私聊也完全没反应，我常常感慨自己像在对一个空号发信息。学校要求班主任在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做家校沟通，可本该是双向的沟通，也可能变成多余的独角戏——面对老师的沟通、要求（哪怕请求），家长敷衍、不理睬，甚至嫌烦，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愿承担责任，只是悄悄地隐匿在一个头像、一串号码之后。

消失的家长里，大致又分三类，一是无心关注、教育孩子，二是无力关注、教育孩子，三是既无心也无力关注、教育孩子。第二、三类占比最多，第一类极个别。第二类的代表是谢小伟的母亲和胡毅的父亲。

这两个都是“问题学生”，属于班级少了他们，班主任就能少掉许多头发的那种。自然地，我平时和他们家长沟通的机会比较多。谢小伟的父亲从来没有出现过，而母亲对于我每次的“告状”，可能最正面的回复就是“好的老师，我说说他”。对于调皮捣蛋的小儿子，她其实没辙：孩子太狡猾，好话会说，谎也会撒，这是进入这所学校以前就养成的习惯，做母亲的不会不知道。

胡毅的母亲罹患重病多年，照顾病人和养家大概已耗尽了他父亲的精力和时间，直言儿子的事“管不了”。有一次暑假找胡毅催交作业，他电话关机，后来跟我说手机没带，这个事跟他父亲讲的时候，话没说完，做父亲的就一口咬定：他撒谎。每一次通报孩子在校情况，他总是很礼貌：“唉，谢谢你老师。”态度确实让人如沐春风，可是我也很明白，其实这样的家校沟通永远只是单方面的输入。但也不能因此就不沟通，相比于根本收不到家长回音的情况，这已经好太多。

同事们有时私底下会抱怨“哟，父母都不管的扔给我们来管”。是啊，孩子的教育本来是学校、家长和社会三方共同承担的责任，我也会在家长群反复输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这样的理念，可即便如此，在相当一部分家长的眼中，既然孩子在学校，所有的责任就该由学校和老师来承担。更何况，技校学生——正如有些学生在作文里写到的——“已经不被抱希望”；家长经过那么多年的“教育”努力，将即将成年的孩子送进技校寄宿，等于是选择“不强求”的态度，只等几年后孩子成年、毕业、进入社会，开始独立生活。

可有时，从家长的角度想想，又觉得挺能理解的。他们把孩子放到寄宿学校，特别是外地家长，一学期都见不到孩子几次面，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可不正是有心无力吗？

在我们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进入技校以前，整个小学、初中阶段都自己在老家上学，初中毕业才来到父母打拼的这座城市。可虽然和父母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他们依然选择住校，就算周末回家，也因为父母工作未必能见到面。在这类学生中，很多人谈到父母，还是会说和父母关系不错；在和父母的交流中，也能感受到他们对孩子的关爱。但是，倘若再进一步追问下去：“你回家时和爸妈聊天的时间多吗？”“有难过的事情会和他们分享吗？”回答基本上都是摇头。与父母沟通的缺失，大概既有青春期孩子本身的因素，也有从小就是留守儿童的原因。

“有心无力”的，当然还有这些父母本人的境遇。

我所了解到的学生父母，他们也不是不努力或不负责任，很多人都是在为积累家庭财富，辛苦地尝试各种工作：进工厂、上工地、做小生意……起早贪黑没周末，甚至听说哪个工作赚钱就去干哪个，不断变换工作。他们尽自己所能提供给孩子无忧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已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研究教育心理。或者，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也曾使用过听来的各种家庭教育方式方法，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耐心耗尽，不得已“躺平”或者仅保留粗暴、直接的方式。

于是，他们用“我也不懂这些”来搪塞老师的微信、电话反馈；被邀请到校时，便在办公室怒斥乃至抡起拳头来“教育”孩子，本来希望家校共育、解决问题的老师只得赶忙“灭火”劝架，场面荒诞不经。

打零工

晚值班的时候，到学生宿舍去聊天，才发现即使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也没有在合作的电子厂好好待着的打算。他们在想怎么赚钱。“厂子里赚不了钱，流水线是人都能干。还是要自己创业。”一个人从上铺跳下来，抢着说。

我有些失望，本能地觉得他们的想法有点跑偏。“在厂子里，你们第一年在流水线，第二年就不应该让自己还在流水线。要有一个技能等级和岗位上的提升。”说完，我又补充道，“要有长远规划。”

我问他们：“你们的父母是不是都在打零工？”学生们一个个都点头。

前一天，刚刚有个学生来报备，他暑假要去青海诺木洪摘枸杞，父母都已经在那里。我查了一下这个生涩的地名：诺木洪——中国黑枸杞之乡。我想起之前，也有学生说过，夏天曾和父亲去新疆摘棉花。

从入学档案和日常谈话中，我知道他们的父母，绝大部分都在干流水线工作、当保安、送外卖、卖水果、做拉面、从事季节性采摘等等。他们的工作没日没夜、没周末，听说哪个赚钱就转去干哪个，到头来是一辈子打零工，永远在最初级的岗位上。

学生们千里迢迢从西北到东南，作为东西协作帮扶的举措之一，阻断这种家庭生态的代际传播本应是题中之意。于是那天晚上，我在原本只是闲聊的场合，迫切而又一厢情愿地输出着自认为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回来后我想，我给学生讲了一堆大道理，关于人生规划、关于职业前景，而自己在20岁出头的时候，也是同样拒绝长远和安稳的东西，可能他们的目的是“赚大钱”，而我的目标是所谓理想，但殊途同归，总结起来都是“不安分”。在这点上，并不因为他们来自贫困家庭而有任何不同。相反，可能在他们的人生阅历里，从未被输入“稳定”与“长远”的概念，更强化了这种“不安分”的意识。

我对他们讲的固然是十几年来个人切身的经验和深刻的人生体悟，可对于年轻人来说大概率过耳即忘。但其实也不重要，人生道路和个人选择还真是靠自己一步步走、一步步悟才能完成，“不撞南墙不回头”并非坏事。我只是希望，他们既然读了书——即使是在技校——就不要到头来还和父辈一样打零工。但是我也不确定，技术工人的成长成才道路，对个体来说，究竟有多高的实际命中率。

下厂

2021年夏天，我将32名智造电子专业中级工阶段最后一年的学生送进了工厂。

这里说的工厂，当然不是腾讯之类的“大厂”，是真真正正需要“打螺丝”的工厂——铺着绿色环氧地坪的车间，白炽灯一盏盏亮着，穿着蓝色、黄色、粉色细格子防尘服的工人坐在长长的流水线前，或站立在白色冰冷的机台前。这是东南地区最常见的电子厂，生产空调、冰箱、电磁炉、洗衣机等电器的控制板，没有机械制造工厂的轰鸣声，无烟无尘，常年恒温。

工厂的小巴车停到学校宿舍楼前的时候，我正站在五楼宿舍门口不断催促收拾东西拖拖拉拉的学生们。这天早晨，我已经走了几个宿舍，看学生打包行李，跟他们聊天，老生常谈的内容还是未来的打算。其实，包括我在内，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不管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先好好地进工厂完成这一年的实习，拿到毕业证再说。”我立在王小军的床边说。他很认真地点头，眼里有困惑，更多的是对我的信任。王小军是我班上的生活委员，从入学起，每一笔班费收支都记录得非常详细，是个秉性老实、踏实肯干的学生。

卢俊嘻嘻哈哈地凑到王小军的宿舍门口，拍打着门，算是和我打招呼。他的行李早就打包完了，正一个个宿舍乱窜。他在学校，和每个任课老师都熟络——也可以说，每一个任课老师都能很快记住他——同年纪相差不大的见习班主任更是称兄道弟，远远就喊“×哥，你好帅”。体育课他偷跑去摘杧果，下雨天拔起食堂外的露天遮阳伞就走，错误没少犯，不过优点是绝不撒谎。我喊住他，说：“卢俊好好干啊。”他嬉皮笑脸地说放心。想起刚入学时，我来宿舍检查，跟他们说起集体生活要注意刷牙、洗衣等个人卫生的事，卢俊插话进来：“老师，这些都不用说。”语气里带着夸张的快活劲儿。

那一天，这些20岁上下的男生和他们的行李被一股脑儿塞进厂车里，满满当当，渐行渐远。一旁的老师手里握着刚刚还回来的几把宿舍钥匙，叹道：“这些孩子走了，心里还空落落的。”

在技校，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培养对象，毕业前一年的实习都是必选项。学生们离开校园进入企业，投入具体的工作岗位中，既是学习的延伸，也是就业的“演练”。在官方文件的描述里，学生到企业投入生产实际、跟一线师傅真正学技能，比光坐在学校里纸上谈兵有更扎实、高效的成果。表现好的学生毕业直接留厂，聘到对应的技术等级或管理岗位。那个清晨，我送学生下厂的时候，即使内心忐忑，但对这些纸面上呈现的理想前景绝不怀疑。技能改变命运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例子。优秀毕业生、优秀校友，他们没有大学学历，却成为企业、行业的佼佼者，或者最起码因为掌握技能，在企业里有了不错的地位和收入。

下半年正是电子企业的生产旺季，实习生们一进工厂就被当普通操作工对待，每天12小时工作时长，两周休一天——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休，周末按加班计时薪。他们也逃不过流水线的命运。科长对新来的实习生说，好好干，我就是打螺丝干出来的。我见过科长，他有一张白白嫩嫩的圆脸，坐在单人办公室里，跷着二郎腿，颇有成功者的派头。

插件、打螺丝、切板、压板……隔壁班的一个女生说，屁股坐疼了，眼泪流下来都没有手擦，因为流水线不能停，只能晚上回宿舍痛哭。头两个月，学生们的煎熬同时也是我的煎熬。技校的学习生活向来不紧张，工厂的工作强度和时长，让在学校待惯了的学生吃不消。以往他们有太多时间娱乐，现在到了厂里，原来五光十色的消遣时光瞬时被枯燥的流水线挤占，于是状况频出。我一边接收学生的抱怨，一边遭到工厂的投诉，忙于两头灭火，焦头烂额。运国第一个跑来抱怨，说工厂连生病都不让请假。但这些学生我是了解的，所谓的生病有时只是稍有不适，比如在学校，叫嚷着感冒头晕、肚子痛，在课上请假，一到医务室通通被驳回。运国本性不坏，但身上总是有一些市侩的小聪明。他原本是自荐的副班长，结果只做了半学期就被同学民主投票换掉了，因为他经常管不住自己，总有迟到、讲话之类的小毛病，宽于待己、严于待人，自然惹得其他人不服气。

当天晚上，运国的爸爸在家长群里说起企业生病不让请假（事实是请病假需要提供县级以上医院证明）还扣工资的事，立刻有家长回应说，孩子上班是要吃苦，不是去享福的，并现身说法——像自己早晨6点多开始送外卖，到现在晚上10点多了还在工作，不工作赚不着钱呀。运国爸爸我是见过的，在殡仪馆做保洁等杂活，个子不高，眼神精明，父子俩如出一辙。

我对来抱怨公司制度“苛刻”的学生说，企业有企业的制度，病假要求就诊证明完全合理，没有随心所欲“躺平”就能赚钱的道理，哪怕带病坚持上班也正常。直到一天傍晚小龙来求助：他感冒头痛，已经坚持了一天，这天晚上不想加班了，但工段长不同意。在电子厂，每天8小时外的上班时间算加班，按小时计发加班工资，入厂之初，学生们每个人都签了“自愿加班协议书”。电话里小龙的鼻音非常重。于是我联系了企业的人事部门，人事又说和车间沟通，我不断刷微信等结果，最后产线答复说，今晚小龙的岗位是技术岗，无法临时培训一个人来接替，所以让他坚持一下，说他实际上感冒不严重，也能坚持。我把这段话转述给小龙的时候，他只说：“什么技术岗，是个阿姨就能干，实在没办法就记旷工吧。”

那天小龙最终没有旷工，但再往后，学生因为旷工被“自离”（旷工三天按自动离职处理）的情况却发生了几例。我将问题反馈到系里，系主任便找到学校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一起去厂里探望学生，向企业表达了希望给予实习生更多“人情味”的对待，而不是直接当普通工人使用的意思。在实习生下厂工作的安排中，与学校对接的是企业的人事部门，而学生的实际调用部门却是车间和产线，因此沟通的表面成果和实际发挥的效果往往无法对等。

第一批离职的人里就包括运国。后来，他出现在系主任办公室，申请系里重新推荐工作，系主任问他原因，他说气不过其他工人玩手机，单让他们实习生干活。

在厂里，工人的岗位、工作量总是成谜，作为没有定岗的实习生更是如此。小杰是优秀学生干部，我的得力助手，他带着同学们一起下厂，作为实习生负责人，连企业人事都赞赏有加。整个实习期，他是唯一没换过厂也没换过岗（临时顶岗除外）的学生——每天早八晚九，就坐在流水线前压件。他从没有主动开口跟我提过要求，只有问他的时候，会说想去技术岗学点技术。在中期的实习考核表里，车间给他的评价也不低，说做事积极主动，评语是“可以胜任高难度的岗位，往技术岗走”。我以此不断鼓励小杰，叫他多主动争取，也在去企业看学生的时候有意无意跟厂里提过，对方也总是欣然应允——但他最终还是在这条流水线，干到了实习的最后一天。

10月，我去另一家电子厂探望实习生，在等待学生的空当，人事经理把我和一位恰好同时来访的区里的妇联干部领进棋牌室、休闲吧、母婴室参观，一间间地开门、开灯，黑洞洞的屋子顿时宽敞明亮，齐备的设施亮锃锃，母婴室的纸巾码得整整齐齐，连封口都没有打开。

没多久，小轩和另一位同学出来了，他们都是从推荐就业的第一家工厂转到这里的。产线非常忙，人事专员暗示我们只有很短的交谈时间。我与他们聊了聊工厂工作的情况，顺带指了指会议室旁边的棋牌室、休闲吧，问：“你们平时会来这里吗？”

俩人摇头，说根本没时间。也是，一天12小时工时，中间一点空隙，刷刷手机放松一下也就过了。

“知道有这些地方吗？”我又问。

小轩歪了下身子，朝那几个房间的方向探了探。门已经重新关起来，灯也灭了。母婴室在大堂入门右手边，棋牌室在左手边，旁边依次是会议室、会客室，等等。上班时间，这里静悄悄的，而厂区就在头顶上，从二楼到六楼。他又摇了摇头，脸上显然也没有什么好奇。这些房间他们每天不止一次经过，但从来不感兴趣。

有学生家长在微信群抱怨“读技校出来，还不是在工厂打工，不上学也一样去”，并进而质疑学校和老师收了钱，把学生“卖”到厂里。对于这样的煽动，我感到非常气愤，同时也有委屈和懊恼，事实上，家长的质疑真正击中了我一时无法回答的点：如果结果还是进厂打螺丝，那上这个学有什么意义？

作者为技校老师。财新网经版权方授权，摘选自《南方技校的少年》。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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