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ASM先进微电子厂劳资协调运动

作者：某位老前辈

编者：湘潭铺子

排版：蓝丝儿

编者按

在2013年深圳沙头角的港资企业先进微电子厂由于搬迁补偿发生了千人级别的规模劳资协调运动，停工时间长达二十天，最终工友们博得了N+1的补偿和在职工友的20%的加薪。第三方劳资协调机构H机构的介入为这场运动带来了更多的组织性和前瞻性。H机构主张“高端集体维权”，“理性集体维权”，也把这样的先进理念带入到了ASM劳资协调运动。

在停工期间对于理性维权的呼吁和吸引官方工会的介入为可持续集体维权保驾护航，而工友们自发的“改组工会”的意愿做到了团结全厂大部分的工友。H机构举办的富有创新意义的“维权杯”征文比赛也为枯燥的长期停工增添了乐趣。十年过去后，世殊事异，像ASM这样的规模级别且有第三方机构介入的劳资协调运动已经不被允许发生，但是这样的良好的案例也是值得我们去复盘的。

一、劳资协调运动的起因

201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币对外汇率的波动，沿海用工成本的提高，国外订单的减少，银行收紧贷款和严格信用体系，造成一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关厂大型企业则向内陆搬移，如富士康已经在重庆、郑州、太原等地布局，在这一过程中，为了维护自己被法律尚且承认的权益，千百万劳动群众开始抱团进行合法的经济斗争并在现实中开展劳资协调运动，工人们要求更合理的补偿方案病要求老板提高自己的社保、住房、饮食直至自身名义工资方面的一揽子待遇。

在搬厂斗争中，当地政府会给老板以一些资金上的补贴和政策上的支持，有时候政策上的支持是直接支持老板以低于国家标准的待遇解雇工人（如2012年上海斯米克瓷砖厂的反搬厂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老板们早已经拧成一股绳，一些日资企业和台资企业组织商会，以黑名单制度给积极的工人记账、用流氓威胁维权工人、污蔑工人扰乱生产秩序、请求强力机构介入，这些大企业通常是当地缴税大户（虽然老板比工人更容易逃税），各级政府的政绩离不开这些企业的收入增长（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为代价），老板和地方政府官员互相之间体谅理解，但工人怎么办呢？

大多数的中国打工者习惯于默默奉献，从上世纪80年代就忍受着低工资、高工时、过劳死、职业病，他们大多并不奢望像老板一样住别墅豪宅出入宝马，靠占有他人的劳动过着体面地生活，但没有人愿意被当作机器或牛马，磨损了差不多或者快要老死的时候，被弃之如敝履。在这样的搬厂、关厂抗争中，工人们开始自我组织，或占住生产要津不让老板搬运机器，或发动工友停工不让老板完成下家的定额生产要求，或走上街头希望政府能为自己做主。打工者人很多，也不乏有担待的工友和跟在他们背后的社会同情者，但相比掌握社会资源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打工者还远未做好准备。在迪威信工人停工的时候，嚣张的香港老板扬言宁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漫长时间提高工人的维权成本，让工人望而却步，建立法务部门雇佣讼棍来建立法律上的威权，也不愿意进行赔偿，这就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习惯于作威作福的人们清楚地知道两个群体（打工者群体和赚取利润的老板群体）之间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多数工人也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没有做好准备。

图：深圳ASM先进微电子厂

在2013年10月31日到11月21日深圳盐田区沙头角的港资企业先进微电子ASM的工人因为反对搬厂发生了要求企业进行赔偿的持续时间较长，参与人数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劳资协调运动。深圳ASM厂的劳资协调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的三月，当时一些部门的积极分子就开始进行集体维权。而资方和工人的矛盾激化是到2013年的10月份，从10月7日开始，资方为搬迁大做宣传、连续十几场会议通告（名为劳资沟通会，实为命令+劝说员工为公司利益着想），工人中围绕自身利益诉求的讨论也迅速升温，于是积极分子自觉地以工人利益诉求带动组织化过程，暗中更以「改组工会」全面推进运动。10月22日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截止这一天，加入诉求表的ASM工友已达1500人，ASM工友维权QQ群已近1千人，积极工友的实名QQ群此时刚建立两三天，就有100多人。而这一天因为ASM董事长周全给员工的信（拒绝赔偿）激怒了工人，成为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转折点。在越来越多员工递交加入工会申请书的非常形势下，原ASM工会委员更宣称全体辞职。此后集体停工也开始了。

二、劳资协调运动中

在ASM的劳资协调运动中，第三方劳资协调机构H机构较早便和停工工人取得了联系。按照H机构对于珠三角地区的“高端劳资协调运动”的理解，其应当具备如下三个特征。1.有较长的行动周期；2.有较完整和系统的组织行为；3.有高度自觉和敏感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高端劳资协调运动具有如下的现象：1.社会影响力较小，多数工运不被局外人所了解；2.运动的目标非常明确和敏感；3.工人骨干基本上都能做到全身而退；4.工人之间的互动非常积极和频繁。ASM劳资协调运动均满足以上的特点。在运动中有着长达23天的大规模停工，在高峰时候全厂有四千人参加。稳定的核心队伍大约在一千人，获得的成果包括离职的N+1工龄补偿金，和在职的加薪２０％。事件后上千人离职；事件后上百人被克扣22天工资。

在停工开始的第十三天的时候，开始了停工以来的第一次谈判，政府、资方、员工代表参与了谈判。谈判在下午3点多结束，资方保持强硬耍无赖姿态，没有取得进展。资方威胁说停工协商期没有工资，工人当场抗议，盐田区政府有关领导也在场表示停工协商期间工人也有工资。律师也支持了停工期间有工资的意见。传盐田区政法委致电资方2号人物，称有工资。资方要求工人先复工再谈判，但工人坚持要求先满足诉求再复工。

最后，资方每天登记人员上班情况（包括离岗、在岗消极怠工、留岗、请假），并要求员工签订复工协议。资方还采取分化措施，例如只宣称对一些部门赔偿N+1。与此同时，停工工人也开始组织力量反击：以“诉求表”组织工人参与集体谈判，统一行动；一些工人戴上“加薪3000”的袖章组成安保力量；用登记姓名递交员工代表的办法，给还在工作的员工施压。

图：ASM员工维权宣言内容

到停工第十六天时下午2点半开始，员工代表和资方进行了12日以后的第二轮谈判。然而谈判陷入了僵局，最终仍然没有什么实质结果，资方说要等到下周三董事会结束才有答复，后续才有谈判。据H机构维权者透露，资方在谈判中说2N+1不可能，但加薪有可能。董事会将讨论加薪的问题。但是员工代表只代表签了诉求表的工友，资方的罗志雄、雷国辉对此也明确认同。停工工人认为，停工维权将持续到下周，下周一到周三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劳资对抗时期。我们必须“彰显坚定的决心给股东看，向胜利迈进有力的一步”。

针对当日出现的机加工的男工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拿钱走人的情况，H机构向工人做了如下思想工作：“作为机加工的男人，希望能够跟装配部的女工换位思考一下，装配部不是为了什么解除劳动关系才出来维权的，如果你们不能够为其他工友的利益着想，那怎么可能形成团结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战胜资本家呢？我们要求加薪3000，是基于对ASM现在和未来的盈利充满信任和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准备着要离开ASM。同样我们要求历史工资补偿2N+1，是基于过去我们对ASM的贡献，不是因为我们要离开要的补偿。希望大家对诉求，一定要深刻理解。”

图：维权的工人们

同时，对于先进工人首创的“历史工资补偿2N+1”提法连同加薪三千的诉求，H机构维权者也试图给出定义：“加薪3000元/月，历史工资补偿2N+1，不是要解除劳动关系，而是要继续留在ASM工作！要享受加薪3000元/月的成果，要享受历史工资补偿2N+1的成果！要离开ASM的是少数。不在诉求表诉求范围。”谈判在下午5点左右结束。

对于有人质疑员工代表在谈判中为什么不提搬惠州的事，有积极工友回应说，是因为历史工资补偿和加薪三千是大家都有的，不管搬不搬的人都有，等钱拿到手再谈搬其他地方的事。H机构维权者表明，维权协商下周继续，大家不要着急。谈判没完成，协商期间有工资保证。没谈结果不开工，即使谈判取得了结果，结果执行未获得保障之前，也必须继续协商。维权者还还呼吁继续提高警惕，防范各个部门帮助资方搞煽动破坏大家诉求统一的人，以及混在群内企图破坏我们维权行动的外界人士。

当有人提出“公司已拿出诚意，我们不妨也拿出诚意，下周一周二先各自回部门”更遭到停工工人纷纷怒骂，直斥为走狗、工贼、资方卧底、甚至汉奸。甚至有工人说：“今天就碰到一个工贼，很想扇他两巴掌。”其他工人劝说不要在厂内动粗，坚持理性维权。有员工代表做出决定：那些签了诉求表却没到场、在车间想两边都不得罪、两边捞好处的，一律剔除出诉求表。但是也有积极工友批评上述这些极力否定排斥动摇者的倾向，认为应该正视部分工人复工的事实，停工工友正是应该要做落后部门落后工友的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有认识这些部门的同事应该多出一份力。公司要分化工友们，工友们也可以团结更多的工友，激励他们的斗志，而不能简单地知识把他们骂走、踢开。

H机构维权者则劝大家不要再攻击别的部门，即使有些人受不了压力去开工了，也要尊重别人的自愿。维权是自愿的，不维权也是自愿的。通过维权，现在员工已经在资本家眼里比过去大不同了。以前是员工求着要N+1走人，现在是资本家想方设法用N+1来骗大家放弃维权决心和信心。

图：工人们，吹响斗争的号角吧！

停工期间工友们待在公司场地中是十分无聊的，于是H机构和工友们就创造性的开办了富有趣味的“维权征文大赛”，并称征文一经采用就有奖品。发布的告示为：第一届“维权杯征文大赛”已经开幕了，请各位工友围绕我们的诉求“加薪 3000，历史工资补偿2N+1”，个人半月来的维权感想，公司对我们维权活动给与我们的阻碍，以及公司往年一些不规范的事件予以述实。欢迎众工友踊跃写稿！一经采用，即送精美礼品！内容必须健康，积极向上。

图：ASM维权工人征文大赛

征得的稿子中大多体现出斗争工人朴素而又真挚的阶级感情，即对自我作为工人阶级中一员的认可和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比如ASM工友模仿上世纪湖南湘潭一位诗人的诗歌：

梦中天天是维权，先进呆了已N年。红布卷起工人怨，老板冷眼装未见。为有坚持不放弃，敢叫老板涨三千。历史工资需补偿，二N加一必实现。

到ASM公司停工第十九天的时候，劳资双方的力量已经趋于势均力敌了。当日上午有不少部门在停工工人集会前就开会训导，积极分化工人，劝说复工。工人都不吃这一套，抱怨部门领导耽误了他们时间，导致上午集会的人不够多，表示下午将会有更多工友参加维权。资方仍加紧用小恩小惠收买员工。有的部门管理者还在买红牛向工人发放。工人讥刺那些被吸引过去的工友：这些人怎么就值五六块钱啊！

尽管已经站出来的工友占大多数，士气高涨，但似乎还有不少工友未能坚决站出来。有工友出示11月15日午夜资方高管内部邮件，H机构维权者却怀疑这可能是资方放出来的谣言。还有的人说，有些人签了诉求表，打了维权的旗号，出了厂门却没到海鹏来，是不是该注意了？H机构维权者答复说：没关系，每天上午按诉求表点名的，不在诉求表内的，缺席的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从诉求表中移除。有的人说，有的人没什么文化，也有的人年龄大又没文化、害怕失业。维权骨干回答说：年纪大，没文化，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不主动站出来维权，那就没办法了。这就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

在工人中，无论是有人提出应该为公司着想、给它改变时间的，还是有人提出降低诉求底线的，都遭到大多工友的激烈抵触和反驳。一位自称来ASM八年多月收入不到三千的工人说，“我也想加钱，只是没有你们要求那么高，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我只是说要把希望寄托在公司，不要寄托在H机构那里，给公司一些时间来处理，没有其它意思。公司是存在很多问题、人生病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来治疗啊！”

在已经持续了二十天的深圳先进微电子(ASM)的停工中，工友们坚持2n+1、加薪3000、公开谈判的诉求不动摇。面对老板的分化瓦解，和垂死挣扎，工友们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从说服未参加停工的同事，到穿工衣戴厂牌按部门站队;从自发到有组织有纪律;从寄希望媒体的报道支持，到更注重内部的团结一心。这一路走来，让工友们更加认识到公司的利润、老板千万年薪都离不开工人的创造;让工友们更加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去共同争取自己的权益才可能胜利;让工友们更加认识到老板是妥协还是强硬，取决于我们工友是团结一心、坚持到底，还是上当受骗、满足于小恩小惠。

三、劳资协调运动的结局

在停工的第二十二天，劳资协调运动最终迎来了结局。停工在11月21日（第22天）就已经结束！据多名工人透露，21日相关特殊部门强行清场。最后坚持的七名工人代表被资方发通告开除，不支付任何补偿，工友们化悲痛、愤怒为帮助被解雇工友的热情，纷纷倡议组织全厂募捐支持“七烈士”，以补偿被开除的工友。工人向离开的兄弟们表示：你们是伟大的，我们一万多人感谢你们！一名A07部门的不具名工友发表了公开信，回顾整场停工的酸甜苦辣，向被逼走的员工致敬，痛斥失民心的资方和自私自利的组长、主管们。

图：维权工人们的公开信

H机构维权者发布信息说，通知被解雇的员工，不要签任何承认自己违反厂纪厂规的文件和材料并要求资方出具解雇书，有意对资方非法解雇行为进行维权的，请与H机构联系咨询。要注意不要给资方留下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不要随便乱签字，如果被非法解雇，则是2N的工龄赔偿。还有工人建议被资方开除的七位工友联合起来，不要在公司给你的任何表单上签名，先去劳动仲裁再签。

许多工人对这次停工的意外提前结束感到伤心痛苦。一位员工说:“昨晚一夜难眠，今天看到大家被迫复工、资方开除工人代表的场景有种想哭的感觉。”但是也有积极工人认为，这次维权我们没有失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有许多工人表示，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的涨幅，很多人涨了六百多或七百。还有一个工人总结说，这次维权是成功的，不仅为大家争取到20%的加薪，更让大家懂得了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虽然大家底线不一致。

对于资方来说，这次规模停工不仅意味着提高了单位人力成本，也有大批员工拿补偿走人，有的部门一连要走二三十人。停工期间就已有不少员工签了N+1拿赔偿走人的申请单，停工后更是有许多员工签了N+1，但他们都不太确定是否会批。例如有一批员工在11月11日就提交了N+1拿钱走人的申请单，定于12月11日走，至今还没批下来，他们担心到时资方反悔。为此，大概还要准备维权。

经过这次停工，资方更有防备了，据说，结束当天的下午保安把工人停工时每个部门的标语牌子都收集起来了，还加了锁。也有不少工友提醒说，资方的秋后算账才刚开始，可能还会有更多积极工友被清算。有的工人愤怒地说，资方敢秋后算账我们就敢再停工80天。还有工人愤愤不平地说：“只要人齐心，消极怠工好，不复工也罢，做多点报废品，怎么都会是公司倒霉。”

四、启示与总结

原作者对本次千人级别的大规模劳资协调运动作了详细的分析。按照其所总结概括的,ASM劳资协调运动有六大特征：

1. 长时间酝酿，诉求带动组织，以「改组工会」口号推进运动

2. 「理性维权」避免相关部门介入和争取官方工会的合理性，以及问题

3. 「加薪三千」：高目标、广凝聚、大胜利；首创「历史工资补偿」口号

4. 以诉求表的签名为核心的停工组织策略创举

5. 广泛的宣传策略创新与后来的蜕变

6. 纪律性和组织性

在第三方劳资协调机构H机构介入后，整个工人方面变得更加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前瞻性。H机构所提出的两大诉求，一为加薪三千，二为2N+1赔偿可谓是很高的目标，而把搬厂补偿改为历史工资补偿与加薪诉求一同提出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

第一，这一口号指出了越来越多要求搬厂赔偿斗争的实质，其实是工人争取对自己过去低工资的补偿，而不只是劳动法规定的特殊权益。H机构的红大哥在公开信及工友Q群里说道：「2N+1相当于大家的历史工资每月增加900元。也就是说，大家要求2N+1的理由，就不是指对现在和将来的信心，而是对过去铁一般事实的肯定。」「关于工龄补偿， 2N，以盐田员工平均5000元/月为例，2N工龄钱则是1万元/年工龄，平均为过去工龄期间的工资，每月加900元。也就是说大家给ASM服务的这些年的历史工资，每月增加900块。」「工龄钱，这其实是历史账，ASM的历史利润」。

第二，「历史工资补偿」与加薪要求并列提出，把工人斗争的方向集中在低工资的问题、聚焦在加薪方向上，这有助于新老工人团结，因为年资不长的新工人往往对补偿问题不热心，而所有工人都会对加薪感兴趣。这就克服了过去反搬厂斗争中典型的局限性：老工人对争取搬厂赔偿很有干劲，新工人却不关心，甚至不参与集体行动、干脆各自辞职走人。按照红大哥的原话是：“我们要求加薪3000，是基于对ASM现在和未来的赢利充满信任和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准备着要离开ASM。同样我们要求历史工资补偿2N+1，是基于过去我们对ASM的贡献，不是因为我们要离开要的补偿。”

整个停工期间H机构都呼吁着ASM的工友们理性维权，此话甚至有些像全总工会主席口中说出的，但是也恰恰是理性维权的呼吁，尤其是对于停工活动局限在深圳沙头角厂内进行不蔓延到社会面上，使得相关部门也不好找理由去直接进行干预同时保证了在社会舆论层面ASM的劳资协调仅仅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主义行动而不越界。但是值得思考的还 有：确保停工发生在厂区范围内就一定是安全的吗？并不一定。在2011年的深圳南山区海量存储有限公司三千工人劳资大协调，在停工第7天时被相关部门“铁拳”锤了（请注意那些工人并没有走出厂区），但这个举动没有压服工人，停工坚持了20多天之久，最终取得了加薪900-1200元的成果（不亚于后来的ASM停工）。而ASM停工几乎同期发生的东莞诺基亚停工，工人也没有走出厂区，就在厂内遭到相关部门特殊关照，停工也没有因为压力而屈服，反倒从几百人停工演变为全厂大停工。可见因为特殊国情和劳资协调中相关部门站在资方一边的事实，就算是单纯厂区内停工纯经济主义行动也有被“重拳出击”的可能，而由于劳资矛盾的激化和工人阶级意识的增强，就算被“重拳出击”也不一定意味着劳资协调运动就偃旗息鼓，反而可能进一步发展。

H机构在维权期间强调纪律和组织性，在其管理的交流QQ群中进行“停工专政”把反对停工的人踢出群。其强调工会只代表签了诉求表的本厂员工谈判，这里面有两层含义：只为ASM工厂维权，其他厂外人员一概不欢迎（后来都尽量「踢」出了群）；只为签了诉求表的ASM本厂员工维权，无论什么原因未签诉求表的人都不被代表。这也被当作「理性维权」的核心内容。这颇有「工联主义」味道，即把工会当作一个排外的行会，工会会员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排斥其他工人，且自限于劳资矛盾、依法维权范围；但这其实比「工联主义」更狭隘：它只代表同意既定的诉求表（内容是加薪1500～3000，赔偿2N+1）的人，不同意而未签表的工人，即使有心抗争，也被排除在外。

在停工前后ASM厂工人自发的“改组工会”的意愿达到了团结起全厂大部分工友的成绩。在具体组织过程中，ASM工人与维权支持者制定了一套简便可行的推广普及做法：让工人从各部门的维权组织者那里领取一份要求改组工会的申请表（这份申请表的原件是积极分子从ASM企业工会领取的）和一份员工诉求书，然后写上姓名和工号，再交给维权组织者，然后维权组织者再统一交给工厂行政部签收（维权工作者还建议工人填好申请表后用手机拍下存照）。在整个十月，各部门积极工人陆续通过策划各种聚会、聚餐，向工人宣传动员加入工会、集体表达诉求的必要性，维权工作者及官方工会人员也以合法身份直接参与到这些工人活动中。ASM工人在停工之前的暗流涌动，就这样组织了起来。与在2010年发生的南海本田劳资协调运动有所不同的是，在ASM运动中改组工会更多的是作为工人自我团结起来的号召而非是通过改组工会来吸引外界的力量。虽然改组工会的口号在停工结束后就没有了下文，但仍然是值得学习的。

深圳ASM劳资协调运动前后还发生了盐田港码头工人集体维权，ASM的工人们可以说受了盐田港码头工人集体维权的鼓舞，并且ASM的福永分厂和惠州分厂也被沙头角工友们的维权热情感染先后发生了小规模的集体维权行动。受限于我国的特色国情，劳资协调运动往往只被允许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即小领域如欠薪，搬厂，社保欠缴，小规模（参与人数要比较少），小区域（往往不得超过厂区范围）。由于相关部门和官方工会是站在资方这一边的，这也为劳资协调过程加上了一层悖论，即要追求合法化就要打着官方工会的旗号，但官方工会又不会主动为工人争取利益，因此在2010年代的较大规模劳资协调活动中，改组官方工会成为了劳资双方的角力点。官方工会在ASM劳资协调活动中的动作也是滑稽的，在规模停工后，官方工会就主动找到了停工工人群体，但是目的不是带领工人进行劳资协调，而是防止事情进一步闹大，敦促工人尽快的回到工作岗位。深圳ASM劳资协调运动一年后，在东莞裕元鞋厂发生了有第三方机构介入的万人级别的围绕欠缴社保展开的劳资协调活动，此后相关方面的政策进一步收紧，“高端维权”的市场进一步萎缩，第三方劳资协调介入机构更是在15年后或被迫转型为社工服务中心或被强迫关闭。